《時代論壇》網上和印刷版裡，在七月共有四篇文章論及神學教育──胡志偉牧師的「華人神學教育的反思」系列（七月十五、廿二、廿九日網上版）和李錦洪社長訪問梁家麟院長（印刷版第九三六期），其中亦略談教會裡的知識分子。胡文針對的主要是教牧培訓，只是間中提到面對社會的急變和信徒學歷提升，教牧的通識水平也要提升，他的建議──神學院要多些教牧訓練──主要並不處理知識分子這問題。在訪問梁博士的報道裡，雖然第二部分題為「對知識分子的期許．對中國神學的盼望」，實質上有關知識分子的只是寥寥幾句，只說九十年代後的人不願以批判社會文化的知識分子形像示人，只求功能化專業化，但梁博士仍認為知識分子的角色是有價值的，想邀請各專業的知識分子一同參與塑造神學生，這點碰巧呼應著胡文所說，神學院的訓練需要一點通識。大概梁胡二人均不是專談知識分子，故搔不著癢處，在本文我嘗試展現這方面的關注，不是批評，只是進一步探討。
堂會神學和堂會文化的興起
我常有一個想法，七、八十年代的大專團契雖不是知識分子的唯一來源，但卻為教會孕育了很多有人文關懷和視野廣闊的人才，他們有成為學者、有做教牧，但更多是在前線社關機構或建制外另覓關懷。大專團契圈子那裡建立來的跨堂會跨宗派人脈圈子，也成為這些人日後在不同崗位事奉的良好支援和動員資源。但是，今天的大專界不再是那個樣子（我無意說好了抑或差了，總之是不同了），神學院依然要先照顧「訓練工人」這大使命，不會很在意訓練一些堂會（和機構）制度以外又具有強烈人文關懷和批判精神的人才。不久，那一代的人過去，恐怕這些人文關懷和跨堂會跨宗派視野也會相應在香港基督教圈子減少。我有點懷疑，隨著超級大教會的膨脹（訪問裡就提到超級大教會開迷你神學課程），將來香港基督教圈子的生態將會是由財源雄厚人強馬壯的超級大教會和宗派逐鹿中原，得不到她們支持的跨宗派機構和活動會因為缺少人關心和參與而枯萎，她們會積極地影響這圈子內的主流意見、神學教育、刊物出版、社關取態等。單是看近年一些以大堂會人力財力為後盾的社關機構與從前一般人說的社關機構在處事手法和關注層面有多大分別，就可以一斑。再次，我無意說好或壞，總之是不同了。
從前在晚間課程聽過一神學院講師承認，堂會的神學（當然不是指很理論性的那種）跟神學院的神學是有距離的。誠然，堂會有堂會的神學和文化，跟很多跨宗派前線機構和神學院的可以很不同。這大概是因為堂會權力核心通常都會是堂會裡土生土長的中堅分子，後果有三：他們對堂會權威和處事手法有異常高的忠誠度，甚至有絕對化傾向；他們未必像當日大專團契的人有那麼多神學衝擊和人文關懷的挑戰；他們的跨宗派視野亦未必廣闊。
知識分子的命途
在這分析下，本來梁胡二人承認有其重要性的、不是由神學院培訓出來的知識分子，就更顯得不可缺少，甚至需要積極愛惜培養。我所謂的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處理新知識的速度和能力有大學水平的（平）信徒，他們的視野超越了堂會甚至教會的框架，他們橫向地兼顧神學和教會社會的人文關懷和批判，他們若是學者，更縱向地兼顧學術成就、普及教育、和學科與信仰整合。在這定義下，九十年代後的人多只會走專業化，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做到在本行有成就地位（專業化）已經很難的，另外，社會多元化了複雜了，即使他們盡了綿力帶出一些人文關懷和批判，只要在某些事上不多發言，別人也很可能不會欣賞，認為不是通才。
不難想像，這些知識分子若批判形象較強，在堂會裡是會遇到壓力的。單看今天仍然流行用「挑戰建制」來形容大部分知識分子與堂會的關係，就可以一斑。今天這些人尚可活躍於跨堂會的機構活動，當機構活動被超級大教會的堂會神學和堂會文化主宰後，他們會在何處容身？還有，昔日的知識分子通常都有大專團契背景，他們在那裡建立到一些支援網絡，即使間或苦毒也有紓緩的地方，要發起組織亦有一些人脈基礎。日後的知識分子會有甚麼支援和發展網絡？總的來說，他們會否更被邊緣化？讓他們發言的空間會否更小？會否基於這類原因，知識分子多要以功能性專業人士的形象示人，以換取一些發言權？
才來自有方？
雖然四篇文章主要都是談神學教育，但更闊的關注是為教會培訓人材，包括知識分子。可惜的是，對於後者，二人未有暇論及知識分子從哪裡來的問題，彷彿要有就有。誠然，教會如何幫助信徒培養知識分子氣質？即或假設上述堂會主導的現象不會發生，我們亦不宜忽略，他們在缺乏教會支援的心境和經濟生活壓力下（例如他們大都不是全時間事奉的，即使讀神學也很少會得到教會資助），要額外地去達到知識分子應有的神學和人文知識水平和視野，整合自己的專業（或學科）及信仰，絕非易事。要跳出自己的安樂窩來到這圈子生存和打滾，要做到既不卑亦不亢──既不失去批判性又不會嚴重被排擠，其中更需要悲憫之情、處世智慧、和生命內涵。若我們認為神學教育需要提升「通識要求」，神學院需要知識分子「一同參與塑造神學生」，我們或許先要想想，現在有良好的空間讓信徒培養人文知識分子氣質嗎？
（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