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一九三○至二○○四），要写其解构，是件不易之事。因为当我说「要写其解构」这样的表达时，或多或少我已进到德里达所批判的那种「可能性」的理解思维之中，因而备受解构。或者说得直接些，如德里达本人也承认，我们是无法逃离过往一直沿用的价值与思维，惟一可以做的，是解构它，故此，我们面对的局面是，一方面我们是在已有在场的空间中，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与之保持距离，因此我们也无法逃离解构。故此本文是一种勉力而为的做法，努力保存着德里达对解构的表达，不下结语地让读者继续细读德里达。
对於这位出生於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大师的「解构」，我们多冠以一种「主义」、「技术」和「方法」来理解，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德里达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的一次录音访谈中，清楚地指出，「解构」并非「有整体的规则和程序可以教导的事情，它并非单纯的一个哲学，亦非论点的总合，甚至不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一八八至一九七六）意义下的存在（Etre）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麽都不是。」（邱德亮译，《法国世界报》〔Le Monde〕德里达纪念特刊，二○○四年十月十二日。）而之所以引起人们以为「解构」是一种「方法」或「规则」，可能是由於在解构风格的提问上，它确实有一些规则性。但是就其原则本身，解构毫无疑问并非方法的一种，也不是一种系统。从一种经济式的角度来说，解构是关於「是甚麽？……」这问题的起源和其限制的一种思考。
德里达认为，由柏拉图到海德格尔，「是甚麽？……」一直都是控制西方哲学历史的问题，所以当德里达就这问题进行「解构」时，他是站在历史的终末与历史的断裂空隙中思考，他清楚地区分了clo^ture（这字可解作栅栏 / 关闭 / 闭幕）及fin（终结／停止／止境），认为解构经验是处於clo^ture与fin之间，处於哲学的再确定之中，同时又像对哲学本身质问中打开一个开口。
德里达之所以踏上解构之途，其历史背景是因为与德里达同一代——沿自欧陆六十年代哲学氛围的——都充满着对哲学的局限，甚至「终结」和「死亡」的感觉所致。然而，他本人并不赞成哲学已经完结的说法，反倒他对形而上学的关闭充满兴趣，对哲学仍然怀着一份肯定。所以在同代如傅柯、列维．斯特劳斯的众多诠释发生的同时，意向转离以哲学继续追问并关心人的问题的时候，德里达尝试与这些传统拉开距离。他把自己置身在这两极的拉力——两个战场中，既努力思考哲学的某程关闭範围，但又不放弃哲学。这种解构工作，及後一直延展到对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讨论中。（雅克‧德里达着，张宁译，〈访谈代序〉《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二○○一。）
如何可能地一边思考着哲学的限制，另一边厢又不放弃哲学？如何游走於「关闭」与「终结」之间去做哲学？我们可以从卡普托（John D. Caputo）以「不可能者的使徒」来形容德里达的讨论中获得头绪。卡普托指出，解构是对不可得见且不可预期的某物之来临的呼求，对於将临之物的满心期待孕育这呼声。解构宛若是对未曾显现之弥赛亚的深切渴望。他像是难以测度的神灵或飘忽不定的幽影，随时可能毁於临现与现实的粗鲁支配。这是一位从未显现却反因此令我们更加意欲其到来的弥赛亚，而这样的弥赛亚观念正是解构的典範。恰是这位弥赛亚其被给出的不可能性，使弥赛亚成为可能，也恰是这不可能性孕育我们的渴望且使未来保持开放。此不可能性并非解构的毁灭；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因为我们始於不可能者。（John D Caputo着，邓元尉译。〈不可能者的使徒——德希达与马西翁的上帝概念与赠礼概念〉《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二十期，二○○四年春。）
这里带出德里达解构中所针对的「在场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内容。简单而言，一切在场（presence）都会使事物出现扭曲，都使之不再能被正确地对待。德里达的解构是努力把一种不在场和不可能性提出，正是这种的不在场和不可能性，使我们产生对事物的渴求，这是一种延异的精神所在，是一种将事物永远的延迟，像幽灵般地处在非在与非不在的空间（德里达以柏拉图《蒂迈欧篇》的Kho^ra来描绘这种状态）中去尝试对它进行言说和理解。明显地，德里达是要将事情的确定性无限地延迟，这使得我们生发一种谦卑的态度，宣称我们从来没有拥有真理，而就算当真理向我们靠近时，我们向之发出的也不过是一种对其何时来临的询问而已。这种延迟和永不在场，将事物绝对全然的他性保存下来。由是观之，德里达的「解构」并没有否定真理，反而将真理的本质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帝之为上帝，真理之为真理，正是因为上帝和真理皆与我们截然不同。这种不同性/他性，从解构之途上获得了确认之馀，也去除了借/托上帝之命而施行任何暴力的可能性，因为对上帝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试问还有何人能说「上帝如是说」？解构恰恰是点出这样一种不可能性的同时，我们又会意识到，真理正向我们「靠近」，然而这种「靠近」并非一种在场。
德里达的解构多被误认为是一种拆解，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地、用心地去读德里达的文字所造成过份简单化的断言。De-con-struction是包含有「解」与「建」的双重意义。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矛盾的关系，但德里达正是使用这种手法，来为事物矛盾命令间那种和解的必要性进行协商的工作，我们既不说是也不说不，而是从一个我无法决定的地方开始着手。（雅克‧德里达〈访谈代序〉）在讨论有关「书」这题目时，德里达就曾经表示：
我不能决定对书持完全赞同或完全否定的态度，也不能决定对哲学持同样决断的态度。因此，这是一种妥协、一种互让和解，是在两种必要性、两种最终矛盾的律法中寻求最佳可能性的和解。如果说我经常强调这种「双重约束」，那是因为正是在那种我不知道该做甚麽，在那两种同样必要却又相互不兼容的答案间犹豫不决的地方我才负有责任。（雅克‧德里达〈访谈代序〉）
若我们勉强地问在解构之後的「建构」是甚麽（这真是太勉强的做法），那只能说它要追求的是一种世界的新面貌，人、民族、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寻求新的规律和法则。也正是因此，德里达不承认自己属於西方「後现代」思想流派，他强调「解构」是肯定的，肯定「启蒙理性」，肯定「质疑」的行为，也就是肯定原初的差异和「不可能」的还原。（杜小真、张宁主编。〈前言〉《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