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一九三○至二○○四），要寫其解構，是件不易之事。因為當我說「要寫其解構」這樣的表達時，或多或少我已進到德里達所批判的那種「可能性」的理解思維之中，因而備受解構。或者說得直接些，如德里達本人也承認，我們是無法逃離過往一直沿用的價值與思維，惟一可以做的，是解構它，故此，我們面對的局面是，一方面我們是在已有在場的空間中，另一方面我們又要與之保持距離，因此我們也無法逃離解構。故此本文是一種勉力而為的做法，努力保存著德里達對解構的表達，不下結語地讓讀者繼續細讀德里達。
對於這位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哲學大師的「解構」，我們多冠以一種「主義」、「技術」和「方法」來理解，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德里達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的一次錄音訪談中，清楚地指出，「解構」並非「有整體的規則和程序可以教導的事情，它並非單純的一個哲學，亦非論點的總合，甚至不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一八八至一九七六）意義下的存在（Etre）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甚麼都不是。」（邱德亮譯，《法國世界報》〔Le Monde〕德里達紀念特刊，二○○四年十月十二日。）而之所以引起人們以為「解構」是一種「方法」或「規則」，可能是由於在解構風格的提問上，它確實有一些規則性。但是就其原則本身，解構毫無疑問並非方法的一種，也不是一種系統。從一種經濟式的角度來說，解構是關於「是甚麼？……」這問題的起源和其限制的一種思考。
德里達認為，由柏拉圖到海德格爾，「是甚麼？……」一直都是控制西方哲學歷史的問題，所以當德里達就這問題進行「解構」時，他是站在歷史的終末與歷史的斷裂空隙中思考，他清楚地區分了clo^ture（這字可解作柵欄 / 關閉 / 閉幕）及fin（終結／停止／止境），認為解構經驗是處於clo^ture與fin之間，處於哲學的再確定之中，同時又像對哲學本身質問中打開一個開口。
德里達之所以踏上解構之途，其歷史背景是因為與德里達同一代——沿自歐陸六十年代哲學氛圍的——都充滿著對哲學的局限，甚至「終結」和「死亡」的感覺所致。然而，他本人並不贊成哲學已經完結的說法，反倒他對形而上學的關閉充滿興趣，對哲學仍然懷著一份肯定。所以在同代如傅柯、列維．斯特勞斯的眾多詮釋發生的同時，意向轉離以哲學繼續追問並關心人的問題的時候，德里達嘗試與這些傳統拉開距離。他把自己置身在這兩極的拉力——兩個戰場中，既努力思考哲學的某程關閉範圍，但又不放棄哲學。這種解構工作，及後一直延展到對政治學和倫理學的討論中。（雅克‧德里達著，張寧譯，〈訪談代序〉《書寫與差異》。北京：三聯，二○○一。）
如何可能地一邊思考著哲學的限制，另一邊廂又不放棄哲學？如何遊走於「關閉」與「終結」之間去做哲學？我們可以從卡普托（John D. Caputo）以「不可能者的使徒」來形容德里達的討論中獲得頭緒。卡普托指出，解構是對不可得見且不可預期的某物之來臨的呼求，對於將臨之物的滿心期待孕育這呼聲。解構宛若是對未曾顯現之彌賽亞的深切渴望。他像是難以測度的神靈或飄忽不定的幽影，隨時可能毀於臨現與現實的粗魯支配。這是一位從未顯現卻反因此令我們更加意欲其到來的彌賽亞，而這樣的彌賽亞觀念正是解構的典範。恰是這位彌賽亞其被給出的不可能性，使彌賽亞成為可能，也恰是這不可能性孕育我們的渴望且使未來保持開放。此不可能性並非解構的毀滅；它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因為我們始於不可能者。（John D Caputo著，鄧元尉譯。〈不可能者的使徒——德希達與馬西翁的上帝概念與贈禮概念〉《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二十期，二○○四年春。）
這裡帶出德里達解構中所針對的「在場的形而上學」，「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內容。簡單而言，一切在場（presence）都會使事物出現扭曲，都使之不再能被正確地對待。德里達的解構是努力把一種不在場和不可能性提出，正是這種的不在場和不可能性，使我們產生對事物的渴求，這是一種延異的精神所在，是一種將事物永遠的延遲，像幽靈般地處在非在與非不在的空間（德里達以柏拉圖《蒂邁歐篇》的Kho^ra來描繪這種狀態）中去嘗試對它進行言說和理解。明顯地，德里達是要將事情的確定性無限地延遲，這使得我們生發一種謙卑的態度，宣稱我們從來沒有擁有真理，而就算當真理向我們靠近時，我們向之發出的也不過是一種對其何時來臨的詢問而已。這種延遲和永不在場，將事物絕對全然的他性保存下來。由是觀之，德里達的「解構」並沒有否定真理，反而將真理的本質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上帝之為上帝，真理之為真理，正是因為上帝和真理皆與我們截然不同。這種不同性/他性，從解構之途上獲得了確認之餘，也去除了借/托上帝之命而施行任何暴力的可能性，因為對上帝的認識是不可能的，試問還有何人能說「上帝如是說」？解構恰恰是點出這樣一種不可能性的同時，我們又會意識到，真理正向我們「靠近」，然而這種「靠近」並非一種在場。
德里達的解構多被誤認為是一種拆解，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地、用心地去讀德里達的文字所造成過份簡單化的斷言。De-con-struction是包含有「解」與「建」的雙重意義。表面上看，這是一種矛盾的關係，但德里達正是使用這種手法，來為事物矛盾命令間那種和解的必要性進行協商的工作，我們既不說是也不說不，而是從一個我無法決定的地方開始著手。（雅克‧德里達〈訪談代序〉）在討論有關「書」這題目時，德里達就曾經表示：
我不能決定對書持完全贊同或完全否定的態度，也不能決定對哲學持同樣決斷的態度。因此，這是一種妥協、一種互讓和解，是在兩種必要性、兩種最終矛盾的律法中尋求最佳可能性的和解。如果說我經常強調這種「雙重約束」，那是因為正是在那種我不知道該做甚麼，在那兩種同樣必要卻又相互不兼容的答案間猶豫不決的地方我才負有責任。（雅克‧德里達〈訪談代序〉）
若我們勉強地問在解構之後的「建構」是甚麼（這真是太勉強的做法），那只能說它要追求的是一種世界的新面貌，人、民族、國家之間的新關係，尋求新的規律和法則。也正是因此，德里達不承認自己屬於西方「後現代」思想流派，他強調「解構」是肯定的，肯定「啟蒙理性」，肯定「質疑」的行為，也就是肯定原初的差異和「不可能」的還原。（杜小真、張寧主編。〈前言〉《德里達中國講演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