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的特首选举，一如众人所料的那样，没有惊喜、缺乏惊险。曾荫权先生一如所料，顺利当上特区行政长官。而曾先生的旧部下许仕仁先生，则被委任为新的政务司司长。董落曾上这一齣戏，彷佛见证了香港权力精英的重心转移，而这个城市的至高宝座，再度由公务员党坐上。
笔者曾撰文指出公务员系统一直都是香港的权力核心，而商界则担当了辅助的角色。至於亲北京的势力，则只是近十多年才崛起。这一套政治制度的效率及政绩，一直都为港人所称道。本地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称此制度为「行政吸纳政治」，认为此乃香港政治稳定的原因。事实上，不少港人对公务员党的上台抱有不少的期望。有言论认为曾司长的上台，可对董建华时期的改变拨乱反正，今香港的施政回到回归前的格局。从近日的民调来看，曾特首及公务员党的民意一直高企。明显地香港人对公务员党的上台感到高兴，并抱有很高的期望。
可是，正当公务员党声望日隆之际，近日却发生了一件政治小插曲。七月初报章刊出一些公众殓房的相片，显示出有不少尸体被放在地上，甚至可以连尸袋也没有。当记者向卫生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先生查询时，周先生对传媒的质询一概不认，并反指有人在相片上作假。一场政治风暴，差点一触而发。幸好翌日其部下卫生署长向传媒道歉，民怒才不致於爆发出来。
周局长失言，又与公务员党治港有何关系？诚然，周局长原本不是公务员。不过，他是在医院管理局中渐渐冒起。医管局与公务员系统都是官僚的科层体系。两者之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医管局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治权力，它纯粹是一个执行的机构。此外，医管局人事的晋升，既看资历、也看专业资格。但是即使我们考虑到这些差别，我们仍旧可以说医管局的高层都具有公务员的心态。
那麽，公务员的心态又是怎麽的一回事？大部分国家的公务员，都是政治中立的。所谓的政治中立，并不是说公务员没有政治权力。这其实是指公务员并不用承受政治家的政治责任，而公务员的工作亦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不论政权要怎样做，公务员也只是依程序按本子办事，公务员的办事效率理想，而他们若跟着本子办事，亦不易犯错。至於政策失败了要如何办？政策的谘询又如何进行？这一切都是政治家的工作，不是公务员的责任。
公务员系统无须负责的特性，在民主国家早已为人所诟病。在近几十年政治学的讨论中，花了不少时间去探讨如何改善公务员体系的此一弊病。比如右派提倡的小政府原则、左派提出的参与性民主、第三条路提出的民主再民主化等，都是对公务员系统有权无责的批判。民主国家的公务员系统尚且如此专断，香港的情况则不消提了。昔日殖民地的时代，香港的政治权力名义上是由港督一人独揽。公务员系统即使大权在手，仍然必需顾忌港督的意见、在某程度上仍受到英国国会的监察。如今公务员党连特首的宝座亦一手包搞，也就是说能够令他们有所忌惮的，只有中央政府。公务员党现已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俨如香港的皇帝。
诚然，香港公务员系统的办事能力是世界一流的。这个系统的效率与廉洁，均是市民有目共睹的。正因这样，公务员党的上台才能赢得民意。可是，我们却不能轻视公务员有权无责的毛病。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曾对现代官僚体系作出详尽的分析，亦认同像德国公务员系统那样的现代官僚体系，比以往的官僚系统更有效率、更有能力。可是，他却同时对现代官僚系统的崛起感到忧心忡忡。令韦伯忧心的，是现代官僚体系能够以理性分工扩张其势力。他们可以利用专业技能及管理技术，逃避「门外汉」对他们的监察，最终现代官僚体系将会成为一只专权的巨兽，构造禁锢世人的官僚铁笼（Iron Cage of Bureaucracy）。韦伯寄望成熟的政党政治能够打造魅力型（Charismatic）的人民领袖，对官僚体系作出有力的抗衡。总体来说，韦伯对现代官僚体系的影响极为悲观，甚至认为它将为世界带来冰极寒夜（Polar Night of icy darkness）。
诚然，公务员系统的按本子办事，总比董建华时代的不切实际，大搞高大空的八万五数码港的有为之治来得理想。但是当全香港的人都为董落曾上拍手欢呼之际，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韦伯给我们的警告。周一岳先生失言的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公务员无疑有极高的办事能力，可是他们的问责意识很成疑问。我们很难可以期望新登台的公务员党会诚心的向市民问责。他们的心胸或会比董先生广阔，可是他们就算宣称尊重市民的意见，最终亦只有技术人士及专家的声音才会被听到。
香港人的功利是举世知名的。笔者曾指出资本主义（而非民主）才是市民的主流意识，从今日政府的支持度及香港民主运动的势头来看，笔者该是言中了。可是，香港人啊，经济成果真的是你所要的一切吗？你真的愿意活在专制当中？纵然你现在未必想参与任何反抗政府的行动，也请你对公务员党的跋扈有所警惕。在平静安稳的时候，莫忘温水煮蛙这寓言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