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的特首選舉，一如眾人所料的那樣，沒有驚喜、缺乏驚險。曾蔭權先生一如所料，順利當上特區行政長官。而曾先生的舊部下許仕仁先生，則被委任為新的政務司司長。董落曾上這一齣戲，彷彿見證了香港權力精英的重心轉移，而這個城市的至高寶座，再度由公務員黨坐上。
筆者曾撰文指出公務員系統一直都是香港的權力核心，而商界則擔當了輔助的角色。至於親北京的勢力，則只是近十多年才崛起。這一套政治制度的效率及政績，一直都為港人所稱道。本地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稱此制度為「行政吸納政治」，認為此乃香港政治穩定的原因。事實上，不少港人對公務員黨的上台抱有不少的期望。有言論認為曾司長的上台，可對董建華時期的改變撥亂反正，今香港的施政回到回歸前的格局。從近日的民調來看，曾特首及公務員黨的民意一直高企。明顯地香港人對公務員黨的上台感到高興，並抱有很高的期望。
可是，正當公務員黨聲望日隆之際，近日卻發生了一件政治小插曲。七月初報章刊出一些公眾殮房的相片，顯示出有不少屍體被放在地上，甚至可以連屍袋也沒有。當記者向衛生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先生查詢時，周先生對傳媒的質詢一概不認，並反指有人在相片上作假。一場政治風暴，差點一觸而發。幸好翌日其部下衛生署長向傳媒道歉，民怒才不致於爆發出來。
周局長失言，又與公務員黨治港有何關係？誠然，周局長原本不是公務員。不過，他是在醫院管理局中漸漸冒起。醫管局與公務員系統都是官僚的科層體系。兩者之間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是醫管局沒有一個很強的政治權力，它純粹是一個執行的機構。此外，醫管局人事的晉升，既看資歷、也看專業資格。但是即使我們考慮到這些差別，我們仍舊可以說醫管局的高層都具有公務員的心態。
那麼，公務員的心態又是怎麼的一回事？大部分國家的公務員，都是政治中立的。所謂的政治中立，並不是說公務員沒有政治權力。這其實是指公務員並不用承受政治家的政治責任，而公務員的工作亦不受政權更迭的影響。不論政權要怎樣做，公務員也只是依程序按本子辦事，公務員的辦事效率理想，而他們若跟著本子辦事，亦不易犯錯。至於政策失敗了要如何辦？政策的諮詢又如何進行？這一切都是政治家的工作，不是公務員的責任。
公務員系統無須負責的特性，在民主國家早已為人所詬病。在近幾十年政治學的討論中，花了不少時間去探討如何改善公務員體系的此一弊病。比如右派提倡的小政府原則、左派提出的參與性民主、第三條路提出的民主再民主化等，都是對公務員系統有權無責的批判。民主國家的公務員系統尚且如此專斷，香港的情況則不消提了。昔日殖民地的時代，香港的政治權力名義上是由港督一人獨攬。公務員系統即使大權在手，仍然必需顧忌港督的意見、在某程度上仍受到英國國會的監察。如今公務員黨連特首的寶座亦一手包搞，也就是說能夠令他們有所忌憚的，只有中央政府。公務員黨現已得到至高無上的權力，儼如香港的皇帝。
誠然，香港公務員系統的辦事能力是世界一流的。這個系統的效率與廉潔，均是市民有目共睹的。正因這樣，公務員黨的上台才能贏得民意。可是，我們卻不能輕視公務員有權無責的毛病。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曾對現代官僚體系作出詳盡的分析，亦認同像德國公務員系統那樣的現代官僚體系，比以往的官僚系統更有效率、更有能力。可是，他卻同時對現代官僚系統的崛起感到憂心忡忡。令韋伯憂心的，是現代官僚體系能夠以理性分工擴張其勢力。他們可以利用專業技能及管理技術，逃避「門外漢」對他們的監察，最終現代官僚體系將會成為一隻專權的巨獸，構造禁錮世人的官僚鐵籠（Iron Cage of Bureaucracy）。韋伯寄望成熟的政黨政治能夠打造魅力型（Charismatic）的人民領袖，對官僚體系作出有力的抗衡。總體來說，韋伯對現代官僚體系的影響極為悲觀，甚至認為它將為世界帶來冰極寒夜（Polar Night of icy darkness）。
誠然，公務員系統的按本子辦事，總比董建華時代的不切實際，大搞高大空的八萬五數碼港的有為之治來得理想。但是當全香港的人都為董落曾上拍手歡呼之際，我們絕對不能忘記韋伯給我們的警告。周一嶽先生失言的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公務員無疑有極高的辦事能力，可是他們的問責意識很成疑問。我們很難可以期望新登台的公務員黨會誠心的向市民問責。他們的心胸或會比董先生廣闊，可是他們就算宣稱尊重市民的意見，最終亦只有技術人士及專家的聲音才會被聽到。
香港人的功利是舉世知名的。筆者曾指出資本主義（而非民主）才是市民的主流意識，從今日政府的支持度及香港民主運動的勢頭來看，筆者該是言中了。可是，香港人啊，經濟成果真的是你所要的一切嗎？你真的願意活在專制當中？縱然你現在未必想參與任何反抗政府的行動，也請你對公務員黨的跋扈有所警惕。在平靜安穩的時候，莫忘溫水煮蛙這寓言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