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学会於四月廿二日晚举行了一个有关「性倾向歧视立法」的对谈会，邀请了赞成立法的性权会主席邵国华先生及基督徒学会总干事胡露茜女士出席发言及讨论。当天台下发言非常踊跃，虽然大会已延迟了几乎一小时完结（对借出场地的教会及同工带来不便），但台上嘉宾仍无时间对台下提问作出适当回应及澄清，好些误解仍然频现於台下发言中。
立法的道理
会上胡露茜女士提出了一个思考焦点，就是教会如何与同志复和。这是一个应该多作思想的地方，会另文讨论。在立法的问题上，邵国华先生解释了歧视法需要有三个元素，分别是原因、範畴及伤害，要满足该三个元素才能构成歧视行为，因此立法後政府对民间的监视和管制仍然有限。而且只有严重中伤才是刑事罪行，才有入狱的可能，其馀的都是循民事诉讼，或由平机会调解，多以罚款赔偿等处理。邵先生也解释了立法的基础，是落实执行人权公约的义务，而据同志组织所调查，性倾向歧视个案为数不少，有需要政府介入。将此交由条文法例处理，较由宪法挑战的层次需启动司法覆核程序来得简单及有效。
虽然如此，本人对采用强制性的立法方式来保障同志权益仍有不少顾虑，恐怕对社会有不少副作用，怀疑其建立共融社会的成效。
条例的道德精神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存有不少群体（教会只是其一），因种种不同的原因认为同性恋是一项道德议题。会上何善斌牧师正指出，教会基於圣经的教导，视同性恋行为是罪，也是一项道德议题。对这些视同性恋为道德议题的社群来说，同性恋与个人道德操守有关。或许有人会把这种道德观视为无知和偏见，但有关道德观的争议在多元社会总难避免，而此正是香港社会的实况。而「性倾向歧视条例」的哲学，由於认定不同性倾向的人都应该获得一切同等的权利，在执行上便如同判断同/双性恋为道德中性，与异性恋价值平等。举例说，如学校因老师嫖妓或其他道德操守的缘故解雇老师，在社会上是看为合理的做法，甚至是有必要的。然而从性倾向歧视的观点看，同性恋要是道德中性，不涉甚麽个人操守，则学校便不应因老师的性倾向而对老师作差别对待。因此，一旦立法，则市民只可执行一套建基於同性恋与异性恋价值平等的观点所产生的规则，涉及的範畴包括雇傭、就学、会社资格等等。若一个印刷商因不认同嫖妓，认为这有违道德，因此拒绝印刷嫖客指南等三级刊物，现时法例没有管制这个商业决定，可让各人按其良心及其他考虑自由营商。若依其他歧视法的蓝本立法，商人日後便很可能不可因其个人的道德价值而拒绝与同志群体作生意往来。立法会刘慧卿及张超雄议员便在评论榆林书店事件中指应立法管制书店拒放同志小册的决定。
良心的统一化
邵先生在会中曾表示对教会/社会在性倾向歧视条例上特别关注感到不解，因为政府其实已订立了许多这样的侵权法例，如嘈音管制等等。笔者的想法是，这现象其实正反映性倾向歧视条例背後的道德价值未成为社会的共识。在嘈音管制上，法例的强制性虽会带来对市民行为的一些监管，纵或对某些人造成不便，但因维护大众的权利这道德价值已有一定的社会共识，不会涉及市民的道德良心问题，所以也未曾引起公众特别的关注，甚至反弹。自由社会的理想是让各人都能按良心行事，互不侵犯，国家对个人的管制愈少愈好。然而性倾向歧视条例背後的道德价值正是社会中相当分歧的，有绝对赞成，也有强烈反对。法例背後的冲突其实不是异性恋者与非异性恋者之间的冲突，而是认可同志运动的性道德观与不认可同志运动的性道德观之间的冲突。立法会有「强行统一良心」的副作用，因此才带来民间强烈的反应。笔者在性别歧视、家庭岗位歧视、残疾歧视、和种族歧视方面都没有发现民间在这些问题上有严重的道德分歧，在性别歧视条例的辩论里，也多是围村的产权继承和围村文化的问题，未见触及道德良心的问题。
邵先生其实十分明白这一点，「其实说到底，回应者还是深心不忿把异性恋和同性恋放在同一把秤上而已，但这正是平等机会的理念，社会越多偏见，对不同族群越多等次迷思，平等保障越显得必要；要等到社会认同/异性恋没有甚麽差距的评价时，反歧视法可能没有甚麽必要了。」（邵国华《解释性倾向歧视更多误解与迷思》，对谈会上派发资料，页4。）当平等机会此道德价值与公众在性道德价值上未能产生共鸣时，在性倾向歧视问题上采用强制性的反歧视法例，执行上便引起一种道德观与另一种道德观的冲突。笔者对立法的担心，是因为道德和良心有如宗教，用法例「征服」容易会激化民间的冲突，不利建立共融的社会。
歧视条例与自由
据邵先生所言，歧视法会交由平机会与民事法庭处理，除少数涉及严重中伤等罪外，其馀不是刑事罪行。可是，民事诉讼的官司费用及罚款也可以相当可观，平机会可动用公帑替受害人打官司，但因涉嫌作出性倾向歧视的一方则须自掏腰包，这有违公平原则。
虽然在对谈会中，邵先生一再尝试指出反歧视法相当温和，不会干预言论自由。然而据平机会职员在工作坊中的解释，公开场合包括研讨会、主日崇拜(只要开放入场)，因此这些聚会就算是宗教性质，也在规管範围。据《立法禁止种族歧视谘询文件》四十二条，中伤罪是：
「任何人如因另一人的种族或人种背景而藉公开活动煽动对该人的仇恨、严重的鄙视或强烈的嘲讽， 即属种族中伤行为。条例草案应把这些行为定为违法。」
而四十三条指：
「任何人如因另一人的种族或人种背景，而藉公开活动煽动对该人的仇恨、严重的鄙视或强烈的嘲讽，而所作出的行为包括：
(a) 威胁对该人的身体或其处所或财产加以损害； 或
(b) 煽动其他人威胁对该人的身体或其处所或财产加以损害，即属犯罪。」
甚麽是严重的鄙视？甚麽是强烈的嘲讽？若只有四十三条，则所谓中伤行为应被限制为会引发对身体、处所及财产的损害的煽动行为（似残疾严重中伤），但四十二条则不设此限（一般中伤），应用範围很阔。同志群体引用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立场，指reparative therapy对同志有害，那麽教会或机构在公开场合劝谕求助者考虑接受reparative therapy是否会构成煽动罪？在四十二条下，在讲台宣告按照圣经标准，同性性行为是可憎恶的罪（虽然是宗教意义上的罪），这是否一项严重鄙视？瑞典一位牧师正因在讲章中讲解圣经而触犯了煽动仇恨罪，而四十二条的中伤罪岂不正作出同样的管制吗？公开登报声明反对同性性行为，或按统计资料指出同性恋者患爱滋病的比率远高於异性恋者等等，会否构成严重鄙视？固然，如今政府仍然未就性倾向歧视条例作出草稿，我们未知细则如何。但宣告性倾向歧视条例不会干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是言之过早，若非有意隐瞒潜在危机。
有关骚扰罪，按《立法禁止种族歧视谘询文件》卅九条，有以下解说：
「向被骚扰者作出不受欢迎或不为他人接受的行径(该等行径包括口头辱骂或发出表示憎恨被骚扰者的邮件)，而在有关情况下，一个合理的人在顾及所有情况後，应会预期被骚扰者会因该行径而受到冒犯、侮辱或威吓，骚扰者即属对被骚扰者作出骚扰。」
其中甚麽是不受欢迎的行径？甚麽是冒犯？按多次与同志组织对谈，或台下发言，或网上对谈，发现不受欢迎的範围很广，而冒犯更是非常主观。至於一个合理的第三者，是交由作出判决的法官或讼栽人判断。笔者已指出香港社会在性价值观上是非常多元的，不同群体之间存有非常差异的性价值观。对於某群体而言，一项意见可能在另一群体眼中足以构成冒犯。最後谁为正邪定分界？纵使骚扰罪和一般中伤罪只是民事诉讼，不是刑事罪行，但赔款、高昂的诉讼费用、心理压力等等，都是相当严重的威胁。笔者不是要保障那些不尊重他人的骚扰和中伤行为，而是担心这种骚扰和中伤罪很难界定，易被滥用来压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
一旦「性倾向歧视条例」获得通过，因避免法例的转承责任，免得动辄要自掏腰包打官司，各机构会制订内部守则确保员工不会触犯歧视条例（特别是骚扰罪及中伤罪），甚至审查员工的言论。类似的例子有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的职员因在抗拒同志活动的宣传电邮时说同志宣传刊物呕心，最终被公司辞退。一些公会或专业资格组织也会依据法例而审查会员，像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吊销了在报章批评同志教材的老师Chris Kempling的教师执照。虽然目前没有条例条文可供评估此等例子是否会在本港出现，但既然民政事务局声称会参考西方国家的条例立法，那麽至少这是一个不小的危机。
网上对榆林事件的评论，不少都已从身份政治、性别政治等意识形态角力的角度看，笔者也相信整个同志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角力，像上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在这种背景下，纠正社会上的性倾向歧视问题（如就业等等），是否真的适宜采用性倾向歧视条例的方式进行？
积极性的措施
一向支持性爱多元化的本港性学家吴敏伦教授很早以前已主张不宜用消极的惩罚性法例处理性倾向的歧视。笔者相信采用积极的鼓励性措施，较采用强制性及惩罚性的消极措施的其中一项优势，就是没有硬性统一良心的副作用，也可保障反对「同运性价值观」的人的言论自由，不须处处「走钢线」，担心触犯法例。笔者曾建议采用类似旅游业的优质标志，鼓励公司执行民政事务局在一九九八年制订的《消除性倾向歧视的雇傭实务守则》，使任何性倾向人士在就业上不会受到差别对待(此乃个人建议，不代表性文化学会的意见)。民政事务局亦可制订其他守则，供餐厅、酒店等等使用，使性小众在衣食住行方面得到公平的对待。不少国际企业都已执行内部的性倾向平等守则，以电脑业来说，IBM、微软、hp-Compaq等，都已有消除性倾向歧视的守则。政府只须进一步嘉许，相信社会上大部份企业都会跟随。对於强烈反对同志运动的性价值观的市民，仍然可以选择不参与该鼓励性措施，让民间保有其在性价值观上的良心自由。借用伏尔泰的名言，「我虽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会捍卫你的自由。」对於完全认同同志性价值观的人士，纵然不同意不认可同志性价值观的人的意见，但盼望也能捍卫反对者的自由。
再者，针对同样遭受不公平解雇的市民，更澈底的立法是修订劳工条例，使所有市民，不论是否因其性倾向，或是其他原因(例如政见)而遭到不公平解雇的人同样得到保护。若要针对住居问题，也当对租务条例上作出修订，保障一切人不论因性倾向或其他原因，都得到公平对待。目前性小众是否收入偏低、普遍教育程序偏低、在衣食住行各种服务上受到剥削等等，仍未有任何可靠的调查。若是小手术，又何必全身麻醉？
（作者为香港性文化学会执委。同文印刷版因篇幅关系略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