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學會於四月廿二日晚舉行了一個有關「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對談會，邀請了贊成立法的性權會主席邵國華先生及基督徒學會總幹事胡露茜女士出席發言及討論。當天台下發言非常踴躍，雖然大會已延遲了幾乎一小時完結（對借出場地的教會及同工帶來不便），但台上嘉賓仍無時間對台下提問作出適當回應及澄清，好些誤解仍然頻現於台下發言中。
立法的道理
會上胡露茜女士提出了一個思考焦點，就是教會如何與同志復和。這是一個應該多作思想的地方，會另文討論。在立法的問題上，邵國華先生解釋了歧視法需要有三個元素，分別是原因、範疇及傷害，要滿足該三個元素才能構成歧視行為，因此立法後政府對民間的監視和管制仍然有限。而且只有嚴重中傷才是刑事罪行，才有入獄的可能，其餘的都是循民事訴訟，或由平機會調解，多以罰款賠償等處理。邵先生也解釋了立法的基礎，是落實執行人權公約的義務，而據同志組織所調查，性傾向歧視個案為數不少，有需要政府介入。將此交由條文法例處理，較由憲法挑戰的層次需啟動司法覆核程序來得簡單及有效。
雖然如此，本人對採用強制性的立法方式來保障同志權益仍有不少顧慮，恐怕對社會有不少副作用，懷疑其建立共融社會的成效。
條例的道德精神
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中，存有不少群體（教會只是其一），因種種不同的原因認為同性戀是一項道德議題。會上何善斌牧師正指出，教會基於聖經的教導，視同性戀行為是罪，也是一項道德議題。對這些視同性戀為道德議題的社群來說，同性戀與個人道德操守有關。或許有人會把這種道德觀視為無知和偏見，但有關道德觀的爭議在多元社會總難避免，而此正是香港社會的實況。而「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哲學，由於認定不同性傾向的人都應該獲得一切同等的權利，在執行上便如同判斷同/雙性戀為道德中性，與異性戀價值平等。舉例說，如學校因老師嫖妓或其他道德操守的緣故解僱老師，在社會上是看為合理的做法，甚至是有必要的。然而從性傾向歧視的觀點看，同性戀要是道德中性，不涉甚麼個人操守，則學校便不應因老師的性傾向而對老師作差別對待。因此，一旦立法，則市民只可執行一套建基於同性戀與異性戀價值平等的觀點所產生的規則，涉及的範疇包括僱傭、就學、會社資格等等。若一個印刷商因不認同嫖妓，認為這有違道德，因此拒絕印刷嫖客指南等三級刊物，現時法例沒有管制這個商業決定，可讓各人按其良心及其他考慮自由營商。若依其他歧視法的藍本立法，商人日後便很可能不可因其個人的道德價值而拒絕與同志群體作生意往來。立法會劉慧卿及張超雄議員便在評論榆林書店事件中指應立法管制書店拒放同志小冊的決定。
良心的統一化
邵先生在會中曾表示對教會/社會在性傾向歧視條例上特別關注感到不解，因為政府其實已訂立了許多這樣的侵權法例，如嘈音管制等等。筆者的想法是，這現象其實正反映性傾向歧視條例背後的道德價值未成為社會的共識。在嘈音管制上，法例的強制性雖會帶來對市民行為的一些監管，縱或對某些人造成不便，但因維護大眾的權利這道德價值已有一定的社會共識，不會涉及市民的道德良心問題，所以也未曾引起公眾特別的關注，甚至反彈。自由社會的理想是讓各人都能按良心行事，互不侵犯，國家對個人的管制愈少愈好。然而性傾向歧視條例背後的道德價值正是社會中相當分歧的，有絕對贊成，也有強烈反對。法例背後的衝突其實不是異性戀者與非異性戀者之間的衝突，而是認可同志運動的性道德觀與不認可同志運動的性道德觀之間的衝突。立法會有「強行統一良心」的副作用，因此才帶來民間強烈的反應。筆者在性別歧視、家庭崗位歧視、殘疾歧視、和種族歧視方面都沒有發現民間在這些問題上有嚴重的道德分歧，在性別歧視條例的辯論裡，也多是圍村的產權繼承和圍村文化的問題，未見觸及道德良心的問題。
邵先生其實十分明白這一點，「其實說到底，回應者還是深心不忿把異性戀和同性戀放在同一把秤上而已，但這正是平等機會的理念，社會越多偏見，對不同族群越多等次迷思，平等保障越顯得必要；要等到社會認同/異性戀沒有甚麼差距的評價時，反歧視法可能沒有甚麼必要了。」（邵國華《解釋性傾向歧視更多誤解與迷思》，對談會上派發資料，頁4。）當平等機會此道德價值與公眾在性道德價值上未能產生共鳴時，在性傾向歧視問題上採用強制性的反歧視法例，執行上便引起一種道德觀與另一種道德觀的衝突。筆者對立法的擔心，是因為道德和良心有如宗教，用法例「征服」容易會激化民間的衝突，不利建立共融的社會。
歧視條例與自由
據邵先生所言，歧視法會交由平機會與民事法庭處理，除少數涉及嚴重中傷等罪外，其餘不是刑事罪行。可是，民事訴訟的官司費用及罰款也可以相當可觀，平機會可動用公帑替受害人打官司，但因涉嫌作出性傾向歧視的一方則須自掏腰包，這有違公平原則。
雖然在對談會中，邵先生一再嘗試指出反歧視法相當溫和，不會干預言論自由。然而據平機會職員在工作坊中的解釋，公開場合包括研討會、主日崇拜(只要開放入場)，因此這些聚會就算是宗教性質，也在規管範圍。據《立法禁止種族歧視諮詢文件》四十二條，中傷罪是：
「任何人如因另一人的種族或人種背景而藉公開活動煽動對該人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 即屬種族中傷行為。條例草案應把這些行為定為違法。」
而四十三條指：
「任何人如因另一人的種族或人種背景，而藉公開活動煽動對該人的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而所作出的行為包括：
(a) 威脅對該人的身體或其處所或財產加以損害； 或
(b) 煽動其他人威脅對該人的身體或其處所或財產加以損害，即屬犯罪。」
甚麼是嚴重的鄙視？甚麼是強烈的嘲諷？若只有四十三條，則所謂中傷行為應被限制為會引發對身體、處所及財產的損害的煽動行為（似殘疾嚴重中傷），但四十二條則不設此限（一般中傷），應用範圍很闊。同志群體引用美國精神醫學會的立場，指reparative therapy對同志有害，那麼教會或機構在公開場合勸諭求助者考慮接受reparative therapy是否會構成煽動罪？在四十二條下，在講台宣告按照聖經標準，同性性行為是可憎惡的罪（雖然是宗教意義上的罪），這是否一項嚴重鄙視？瑞典一位牧師正因在講章中講解聖經而觸犯了煽動仇恨罪，而四十二條的中傷罪豈不正作出同樣的管制嗎？公開登報聲明反對同性性行為，或按統計資料指出同性戀者患愛滋病的比率遠高於異性戀者等等，會否構成嚴重鄙視？固然，如今政府仍然未就性傾向歧視條例作出草稿，我們未知細則如何。但宣告性傾向歧視條例不會干預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是言之過早，若非有意隱瞞潛在危機。
有關騷擾罪，按《立法禁止種族歧視諮詢文件》卅九條，有以下解說：
「向被騷擾者作出不受歡迎或不為他人接受的行徑(該等行徑包括口頭辱罵或發出表示憎恨被騷擾者的郵件)，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個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被騷擾者會因該行徑而受到冒犯、侮辱或威嚇，騷擾者即屬對被騷擾者作出騷擾。」
其中甚麼是不受歡迎的行徑？甚麼是冒犯？按多次與同志組織對談，或台下發言，或網上對談，發現不受歡迎的範圍很廣，而冒犯更是非常主觀。至於一個合理的第三者，是交由作出判決的法官或訟栽人判斷。筆者已指出香港社會在性價值觀上是非常多元的，不同群體之間存有非常差異的性價值觀。對於某群體而言，一項意見可能在另一群體眼中足以構成冒犯。最後誰為正邪定分界？縱使騷擾罪和一般中傷罪只是民事訴訟，不是刑事罪行，但賠款、高昂的訴訟費用、心理壓力等等，都是相當嚴重的威脅。筆者不是要保障那些不尊重他人的騷擾和中傷行為，而是擔心這種騷擾和中傷罪很難界定，易被濫用來壓制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
一旦「性傾向歧視條例」獲得通過，因避免法例的轉承責任，免得動輒要自掏腰包打官司，各機構會制訂內部守則確保員工不會觸犯歧視條例（特別是騷擾罪及中傷罪），甚至審查員工的言論。類似的例子有美國伊士曼柯達公司的職員因在抗拒同志活動的宣傳電郵時說同志宣傳刊物嘔心，最終被公司辭退。一些公會或專業資格組織也會依據法例而審查會員，像British Columbia College of Teachers吊銷了在報章批評同志教材的老師Chris Kempling的教師執照。雖然目前沒有條例條文可供評估此等例子是否會在本港出現，但既然民政事務局聲稱會參考西方國家的條例立法，那麼至少這是一個不小的危機。
網上對榆林事件的評論，不少都已從身份政治、性別政治等意識形態角力的角度看，筆者也相信整個同志運動本身就是一場意識形態的角力，像上世紀中期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在這種背景下，糾正社會上的性傾向歧視問題（如就業等等），是否真的適宜採用性傾向歧視條例的方式進行？
積極性的措施
一向支持性愛多元化的本港性學家吳敏倫教授很早以前已主張不宜用消極的懲罰性法例處理性傾向的歧視。筆者相信採用積極的鼓勵性措施，較採用強制性及懲罰性的消極措施的其中一項優勢，就是沒有硬性統一良心的副作用，也可保障反對「同運性價值觀」的人的言論自由，不須處處「走鋼線」，擔心觸犯法例。筆者曾建議採用類似旅遊業的優質標誌，鼓勵公司執行民政事務局在一九九八年制訂的《消除性傾向歧視的僱傭實務守則》，使任何性傾向人士在就業上不會受到差別對待(此乃個人建議，不代表性文化學會的意見)。民政事務局亦可制訂其他守則，供餐廳、酒店等等使用，使性小眾在衣食住行方面得到公平的對待。不少國際企業都已執行內部的性傾向平等守則，以電腦業來說，IBM、微軟、hp-Compaq等，都已有消除性傾向歧視的守則。政府只須進一步嘉許，相信社會上大部份企業都會跟隨。對於強烈反對同志運動的性價值觀的市民，仍然可以選擇不參與該鼓勵性措施，讓民間保有其在性價值觀上的良心自由。借用伏爾泰的名言，「我雖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會捍衛你的自由。」對於完全認同同志性價值觀的人士，縱然不同意不認可同志性價值觀的人的意見，但盼望也能捍衛反對者的自由。
再者，針對同樣遭受不公平解僱的市民，更澈底的立法是修訂勞工條例，使所有市民，不論是否因其性傾向，或是其他原因(例如政見)而遭到不公平解僱的人同樣得到保護。若要針對住居問題，也當對租務條例上作出修訂，保障一切人不論因性傾向或其他原因，都得到公平對待。目前性小眾是否收入偏低、普遍教育程序偏低、在衣食住行各種服務上受到剝削等等，仍未有任何可靠的調查。若是小手術，又何必全身麻醉？
（作者為香港性文化學會執委。同文印刷版因篇幅關係略經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