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早前向外宣布，将於本年底批出两张博彩牌照，分别在位处商业中心地带的滨海区和着名旅游渡假胜地圣陶沙岛兴建综合旅游度假胜地，附有赌场、会议展览中心、大型购物商场、剧院和主题公园等设施，希望藉此增加东南亚旅游业的市场占有率，吸引更多旅客前往新加坡。
李显龙在宣布此项决定时强调新加坡正面临相当困难的时刻，若新加坡不求改进、原地踏步，新加坡将会在二十年後失去竞争优势，因此，他决定在一片争议声中提出新加坡开设赌场的建议。其实，每一个国家、地区开赌前均会面对社会上正、反两方面的强烈建议，政府一方面要顾及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却要兼顾开赌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笔者虽然不认同依靠开赌来振兴国家经济的做法，但相比起香港政府在二○○三年通过赌波合法化的准备功夫，新加坡政府的计划及准备工作明显较周详和细密。有别於香港政府和部份亲商界的立法会议员，李显龙在「硬销」开赌对新加坡经济的显着成效的同时，亦承认开赌确实会为国家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若忽视其严重性，国家将负上沉重的代价。反观当时的香港政府和立法会，视社会上反对开赌的压力团体为「道德佬」，将其意见看成没有建设性、阻碍经济发展的敌对建议，无视赌波合法化为社会带来的社会成本。
虽然新加坡的赌场最快在二○○九年才落成启用，但当地政府却注意到社会大众对开赌的强烈迴响，因此，政府将会成立监管机构，监察营办商的经营和收支情况，更杜绝任何形式的宣传，而政府亦会投放大量资源在研究、病态赌博治疗和公众教育上，以减低开赌的社会成本。可惜，与新加坡「未雨绸缪」的认真态度相比，香港连「临渴掘井」都不如，在通过赌波合法化前，政府并未有制订监管机制，更没有任何措施注视社会的赌博情况。
在当时社会不同团体的施压下，政府在赌波合法化後才草草成立没有实权的足奖会和制订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实务守则，由於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和法例，令马会可肆无忌惮增加玩法，更可以商业运作模式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从马会近日将「精英大师」包装成香港精神的典範，为它制作纪念品、网页和卖广告，更安排所有电子传媒在电视和闹市直播赛马便可得知)，还记得当初政府向立法会承诺只会就世界顶级赛事受注，但合法化至今不足两年，马会公开受注的赛事已扩展至巴西、日本、德国乙组、英国冠军联赛等次级、甚至次次级赛事，而玩法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
可悲的是在马会积极扩充赌波业务的同时，足奖会成立至今却只曾举行五次会议（上一次会议更加在半年前），难怪工业福音团契问题赌徒复康中心估计，香港现时有多达十二万名问题赌徒，受问题赌徒困扰的人更高达二百多万人。而根据监察赌风联盟的调查，去年十八岁以下中学生参与赌波的人数竟较○三年高出超过五成。可见，香港政府事前准备工作严重不足，导至赌风不断在社会各阶层蔓延，由此看来，香港确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向新加坡借镜！
（作者为明光社项目主任〔赌博监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4.5.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