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早前向外宣佈，將於本年底批出兩張博彩牌照，分別在位處商業中心地帶的濱海區和著名旅遊渡假勝地聖陶沙島興建綜合旅遊度假勝地，附有賭場、會議展覽中心、大型購物商場、劇院和主題公園等設施，希望藉此增加東南亞旅遊業的市場佔有率，吸引更多旅客前往新加坡。
李顯龍在宣佈此項決定時強調新加坡正面臨相當困難的時刻，若新加坡不求改進、原地踏步，新加坡將會在二十年後失去競爭優勢，因此，他決定在一片爭議聲中提出新加坡開設賭場的建議。其實，每一個國家、地區開賭前均會面對社會上正、反兩方面的強烈建議，政府一方面要顧及國家經濟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卻要兼顧開賭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
筆者雖然不認同依靠開賭來振興國家經濟的做法，但相比起香港政府在二○○三年通過賭波合法化的準備功夫，新加坡政府的計劃及準備工作明顯較周詳和細密。有別於香港政府和部份親商界的立法會議員，李顯龍在「硬銷」開賭對新加坡經濟的顯著成效的同時，亦承認開賭確實會為國家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若忽視其嚴重性，國家將負上沉重的代價。反觀當時的香港政府和立法會，視社會上反對開賭的壓力團體為「道德佬」，將其意見看成沒有建設性、阻礙經濟發展的敵對建議，無視賭波合法化為社會帶來的社會成本。
雖然新加坡的賭場最快在二○○九年才落成啟用，但當地政府卻注意到社會大眾對開賭的強烈迴響，因此，政府將會成立監管機構，監察營辦商的經營和收支情況，更杜絕任何形式的宣傳，而政府亦會投放大量資源在研究、病態賭博治療和公眾教育上，以減低開賭的社會成本。可惜，與新加坡「未雨綢繆」的認真態度相比，香港連「臨渴掘井」都不如，在通過賭波合法化前，政府並未有制訂監管機制，更沒有任何措施注視社會的賭博情況。
在當時社會不同團體的施壓下，政府在賭波合法化後才草草成立沒有實權的足獎會和制訂沒有任何法律基礎的實務守則，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管機構和法例，令馬會可肆無忌憚增加玩法，更可以商業運作模式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從馬會近日將「精英大師」包裝成香港精神的典範，為它製作紀念品、網頁和賣廣告，更安排所有電子傳媒在電視和鬧市直播賽馬便可得知)，還記得當初政府向立法會承諾只會就世界頂級賽事受注，但合法化至今不足兩年，馬會公開受注的賽事已擴展至巴西、日本、德國乙組、英國冠軍聯賽等次級、甚至次次級賽事，而玩法更是層出不窮、日新月異。
可悲的是在馬會積極擴充賭波業務的同時，足獎會成立至今卻只曾舉行五次會議（上一次會議更加在半年前），難怪工業福音團契問題賭徒復康中心估計，香港現時有多達十二萬名問題賭徒，受問題賭徒困擾的人更高達二百多萬人。而根據監察賭風聯盟的調查，去年十八歲以下中學生參與賭波的人數竟較○三年高出超過五成。可見，香港政府事前準備工作嚴重不足，導至賭風不斷在社會各階層蔓延，由此看來，香港確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向新加坡借鏡！
（作者為明光社項目主任〔賭博監察〕）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4.5.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