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八、九年前，香港曾掀起过一轮保钓热潮。当时保钓运动领袖陈毓祥在钓鱼台海域宣示主权时遇溺身亡，使年轻的我异常激愤。後来有保钓人士在钓鱼岛上插上五星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纵然旗帜只曾短暂地飘扬，亦教满腔热血的我亢奋不己。只是那时神州大地的爱国志士不单未有掀杆而起，更受到当权者的压。那时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遗憾。
在最近的两个星期，中国大陆终於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反日示威。成千上万的国民举着反日标语，在内地各大城市的街头上宣示他们的不满。只是今天的笔者经过了多年的思考，已不再简单地为民族主义的浪潮感到兴奋。
潜在的破坏力量
整体来说，内地的反日示威尚算是和平而理性的。报章报道有八成的民众认为要以和平手段表达诉求。当部份示威人仕在破坏日资商店，大部份民众都在喊：「不要砸！不要砸！」而一些民众甚至自发捡拾示威现场的垃圾，以展现大部份民众注重秩序的一面。
可是，少数人却趁机满足自己的破坏欲，对日资的商店及日本外交机关施行破坏。即使身为中国人亦不能幸免於这种暴力。不少奉命保护外交部门的公安人员曾被示威民众袭击，防暴警察被扔臭蛋或是被贴上标语，是近几日报章图片常见的景象。而使用日本货的国民，亦成为这些人针对的对象。日前新闻直播中有一段令人不忍卒睹的画面：有一位上海姑娘驾着日本车遇上示威民众，看着自己的车子被愤怒的人潮包围、唾骂。无助的她只能瑟缩一角，卷着身子低声啜泣。
纵然施行破坏的激进份子只是少数，却已能展现出可怕的力量。民族主义有强大的动员力量。即使只有少数人使用暴力，却能教整盘面粉全部发酵，进而发展成一股毁灭的力量。
激进民族主义的情绪亦能使人丧失反省的能力。近日抵制日货的言论甚嚣尘上，可是这背後却缺乏深入的思考。在生产工序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还有「日本货」可抵制吗？今天市场上有不少的消费品，里面同时有日本制造及中国制造的零件，我们真是要通过抵制吗？即使我们将抵制的目标定在「日本资本」，在私有资产日益证券化的今天，还有真正的日资吗？这些思考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内地，可谓付诸阙如。在反日意识高涨的同时，关於政治制度或经济现况的反省亦变得贫乏。「救亡压倒启蒙」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悲剧。很多人只关注怎样能令中国有更强的武力可以打败日本，却把社会改革的议程搁在一旁。
使公民社会踏入正轨
面对着反日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政府似是被杀过措手不及。有人认为这次反日浪潮是由政府发起的，这讲法低估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近几年内地社会发起过不少公民运动，只是它们规模不大、且被政府成功压制，故不为人所注视。倘若中国政府在这般浪潮中有其角色，那充其量只是在众怒难犯下的消极默许。
激进民族主义的浪潮会令社会思潮以「救亡压倒启蒙」，使全国人民的枪口一致对外。这在某程度上是对政府有利的。在抗日至上的思潮下，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会被压倒，而民众亦期望政府会有更大的权力硬起来。可是，这并不代表政府可以沾沾自喜的坐享其成。要是民众在这时候觉得政府太过软弱、或是政府在军事上或外交上遇到挫败，民众便会将他们的矛头指向政府。这时候革命很可能便会发生，而取而代之的，往往是鼓动民粹主义的威权政体。这现象相信并不是我们乐於看到的。
笔者在此无意为民族主义贴上负面的标签。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成为推动民主、促进启蒙的力量。可是，要让民族主义发挥正面的影响，却需要有特定的条件。当中又以成熟的公民社会最为重要。
何谓成熟的公民社会？至少，这必须是一个自发而自省的。一个自发的公民社会可以在没有外在力量的情况下自行运作。与此同时，它亦不会为外人所操控：它不会甘於成为当权者的传声筒、亦不会沦为野心家的工具。而所谓的自省，包括了独立分析、理性思考的能力。此外，自我反省、检讨过失及自我完善的能力，亦是不可或缺的。
很明显，没有任何公民社会是生而成熟的。公民社会只能透过日常运作的磨练逐渐成熟起来。而要令公民社会有足够的历练，社会就必需有足够的自由、公民权利亦需有充足的保障。那麽，国民才能无後顾之忧的参与公民社会，令公民社会能在练习中成长。一个缺乏自由的社会，其公民社会是不会成熟起来的。这种社会将缺乏公民社会，同时亦缺乏将激进民族思潮纳入正轨。这样，政府只能不断的镇压公民发起的激进运动。当民怨愈积愈深，悲剧亦将注定在临界点後上演。
很明显，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已远非中国政府所能镇压。中国的国民已开始觉醒，民众已学会为种种诉求走上街头，只是中国却缺乏一个能将民怨纳入理性轨道的公民社会。倘若这情况持续下去，中国将会在可见的将来发生连串的动乱，最终可能会令社会走向动盪、令暴力在神州大地上蔓延。中国政府应当从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汲取教训，透过社会的自由化，将民怨疏导往理性的方向。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