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約八、九年前，香港曾掀起過一輪保釣熱潮。當時保釣運動領袖陳毓祥在釣魚台海域宣示主權時遇溺身亡，使年輕的我異常激憤。後來有保釣人士在釣魚島上插上五星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縱然旗幟只曾短暫地飄揚，亦教滿腔熱血的我亢奮不己。只是那時神州大地的愛國志士不單未有掀桿而起，更受到當權者的壓。那時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遺憾。
在最近的兩個星期，中國大陸終於出現了接二連三的反日示威。成千上萬的國民舉著反日標語，在內地各大城市的街頭上宣示他們的不滿。只是今天的筆者經過了多年的思考，已不再簡單地為民族主義的浪潮感到興奮。
潛在的破壞力量
整體來說，內地的反日示威尚算是和平而理性的。報章報道有八成的民眾認為要以和平手段表達訴求。當部份示威人仕在破壞日資商店，大部份民眾都在喊：「不要砸！不要砸！」而一些民眾甚至自發撿拾示威現場的垃圾，以展現大部份民眾注重秩序的一面。
可是，少數人卻趁機滿足自己的破壞慾，對日資的商店及日本外交機關施行破壞。即使身為中國人亦不能倖免於這種暴力。不少奉命保護外交部門的公安人員曾被示威民眾襲擊，防暴警察被扔臭蛋或是被貼上標語，是近幾日報章圖片常見的景象。而使用日本貨的國民，亦成為這些人針對的對象。日前新聞直播中有一段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有一位上海姑娘駕著日本車遇上示威民眾，看著自己的車子被憤怒的人潮包圍、唾罵。無助的她只能瑟縮一角，捲著身子低聲啜泣。
縱然施行破壞的激進份子只是少數，卻已能展現出可怕的力量。民族主義有強大的動員力量。即使只有少數人使用暴力，卻能教整盤麵粉全部發酵，進而發展成一股毀滅的力量。
激進民族主義的情緒亦能使人喪失反省的能力。近日抵制日貨的言論甚囂塵上，可是這背後卻缺乏深入的思考。在生產工序全球化的今天，我們還有「日本貨」可抵制嗎？今天市場上有不少的消費品，裡面同時有日本製造及中國制造的零件，我們真是要通過抵制嗎？即使我們將抵制的目標定在「日本資本」，在私有資產日益證券化的今天，還有真正的日資嗎？這些思考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內地，可謂付諸闕如。在反日意識高漲的同時，關於政治制度或經濟現況的反省亦變得貧乏。「救亡壓倒啟蒙」已成為中國思想界的悲劇。很多人只關注怎樣能令中國有更強的武力可以打敗日本，卻把社會改革的議程擱在一旁。
使公民社會踏入正軌
面對著反日浪潮的強大力量，中國政府似是被殺過措手不及。有人認為這次反日浪潮是由政府發起的，這講法低估了中國人民的積極性。近幾年內地社會發起過不少公民運動，只是它們規模不大、且被政府成功壓制，故不為人所注視。倘若中國政府在這般浪潮中有其角色，那充其量只是在眾怒難犯下的消極默許。
激進民族主義的浪潮會令社會思潮以「救亡壓倒啟蒙」，使全國人民的槍口一致對外。這在某程度上是對政府有利的。在抗日至上的思潮下，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會被壓倒，而民眾亦期望政府會有更大的權力硬起來。可是，這並不代表政府可以沾沾自喜的坐享其成。要是民眾在這時候覺得政府太過軟弱、或是政府在軍事上或外交上遇到挫敗，民眾便會將他們的矛頭指向政府。這時候革命很可能便會發生，而取而代之的，往往是鼓動民粹主義的威權政體。這現象相信並不是我們樂於看到的。
筆者在此無意為民族主義貼上負面的標籤。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曾經成為推動民主、促進啟蒙的力量。可是，要讓民族主義發揮正面的影響，卻需要有特定的條件。當中又以成熟的公民社會最為重要。
何謂成熟的公民社會？至少，這必須是一個自發而自省的。一個自發的公民社會可以在沒有外在力量的情況下自行運作。與此同時，它亦不會為外人所操控：它不會甘於成為當權者的傳聲筒、亦不會淪為野心家的工具。而所謂的自省，包括了獨立分析、理性思考的能力。此外，自我反省、檢討過失及自我完善的能力，亦是不可或缺的。
很明顯，沒有任何公民社會是生而成熟的。公民社會只能透過日常運作的磨練逐漸成熟起來。而要令公民社會有足夠的歷練，社會就必需有足夠的自由、公民權利亦需有充足的保障。那麼，國民才能無後顧之憂的參與公民社會，令公民社會能在練習中成長。一個缺乏自由的社會，其公民社會是不會成熟起來的。這種社會將缺乏公民社會，同時亦缺乏將激進民族思潮納入正軌。這樣，政府只能不斷的鎮壓公民發起的激進運動。當民怨愈積愈深，悲劇亦將注定在臨界點後上演。
很明顯，中國的激進民族主義已遠非中國政府所能鎮壓。中國的國民已開始覺醒，民眾已學會為種種訴求走上街頭，只是中國卻缺乏一個能將民怨納入理性軌道的公民社會。倘若這情況持續下去，中國將會在可見的將來發生連串的動亂，最終可能會令社會走向動盪、令暴力在神州大地上蔓延。中國政府應當從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汲取教訓，透過社會的自由化，將民怨疏導往理性的方向。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