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出任特首八年，施政屡招恶评，倒董呼声不断，甚至有人戏称这八年为「建华之乱」。某种意义上，董建华可谓担当了香港社会问题的拟人化象徵，促进了民间不满声音的凝聚。
自从董建华请辞的消息流传开来，传媒集中火力揣摩中央的意思，京官的一言一行、特区各司长局长的反应，顿成舆论焦点。事件被再现为庙堂里的人事角力，但行政长官的去留终究影响日後施政方向，我们不能当作事不关己，彷如安坐家中观赏另一套《金枝欲孽》。当「董建华」这个「万恶」象徵消失，喊「倒董」再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对香港社会的未来究竟有甚麽盼望，有甚麽议题想去参与，有甚麽社群想去关注？
为以上问题找出答案的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假如民间社会不主动提出诉求，民主也就失去意义。
画家先於画布 创造重於旁观
去年笔者在某教会协助带青年团契，团友对社会行动十分积极，自发组队参与七一游行。看见他们兴致勃勃地创作口号，制作横额，那股干劲让笔者相当感动。然而，游行後的一次聚会里，当他们分享对七一的想法时，却多把注意力放在中央的反应，对人物言行背後的动机作出各式各样的猜想，而自己实际上希望提出甚麽诉求，打算改革社会哪些範畴，则不甚了了。
将焦点放在别人身上之前，应先放在自己身上──不管这个「别人」如何位高权重，这个「自己」如何人微言轻，亦然。改革社会就是在名为「现状」、「建制」的画布上描绘未来，画布的质地可以好也可以坏，它会左右你在上面绘画的难度，却不会告诉你到底你自己想画一幅怎样的画。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林前十三：13上）。信仰不能欠缺希望，政治参与也一样。对未来缺乏远景图象的政治参与难以持久，皆因没有一个可供追求的目标。在On Television一书里，社会学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批评传媒为吸引观众，处理政治新闻时经常把事件再现为政客之间的派系斗争，这种肥皂剧式的报道重视人的争议却轻视争议的主题本身，忽略社会分析，导致观众愈来愈犬儒，视政治为政客之间的权谋力学，与一般市民的生活关系疏离，亦非一般市民可以插手。这是一个「反充权」的过程，公共空间弥漫的无力感，使市民对自发提出政治诉求来改善自身处境不再存有盼望。这也是一个集体的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当市民因为相信自己无力，不再向当权者施加政治压力，既有的民间疾苦就难获注意，改革自然更为艰困，结果让市民对社会更失望，更感无力。
香港的情况说不定更糟。特首不是普选的，立法会不全是直选的，就连据说可以用来决定新特首任期是两年还是五年的《基本法》，也不是经市民同意下写成的。普罗大众对政治的无力感，决非没有事实根据。
只是，香港人真的那麽无力吗？两年七一都有五十万人上街，全球注目。廿三条立法被搁置，董建华今年首次在施政报告强调扶贫与打击官商勾结，以至终於下堂求去，会发生这些事件，民间力量应记一功。越过一条深圳河，大陆的民工被干部包庇的外商剥削，被逼在遭重金属污染的厂房超时工作。要抗议麽？公开静坐随时被拘捕，有时候甚至连上访也被市政府禁止，尽管上访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这个较广阔的空间，为了邻舍，为了下一代，为了共同的未来好好做一点事？
务实构图 香港再出发
心中有绘画意欲，画布上有绘画空间，万事俱备，剩下来的就是脑袋里有多少构图能力。
构图能力关乎放眼全局的视野，能够不将事件视为孤立，找出它与不同社会场域的关连。用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话来说，这是「社会学的想像」。「长毛」梁国雄在一个讨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计划的会议上表示，西九的核心并非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香港不设工资工时管制，贫富悬殊，打工仔为口奔驰，一日工作十多小时，小市民还有多少馀暇可以去接受「文化教育」，培养欣赏艺术的品味和习惯？
市民的文化生活与劳工权益有关，其实宗教生活何尝不是一样？笔者早前拜访一所新植堂的教会，跟堂主任聊天，他说堂会极需事奉人手，刚在学校福音营决志的同学需要有人跟进培育，愈来愈多参与的区内街坊也不可冷待，然而从母会到来热心帮忙的一众年青弟兄姊妹大多初出茅庐，工作忙碌，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兼顾那麽多……整个教会运作的模式，都避不开劳工问题的馀波，作为信徒也罢，作为公民也罢，皆不能亦不应将「分别为圣」当成对社会事务视若无睹的藉口。社会各场域环环相扣，市民的命运是相连的，基督徒不会因为教会的四堵墙而得以置身事外。反过来说，耶稣用五饼二鱼使五千民众得温饱时，亦不会先逐一查问他们「你是否已经决志相信我」。
再看基督教界对另一社会场域「家庭」的想像。近年不少基督徒都打着维护家庭价值的旗号搞社会行动，从上街游行到联署声明都有，但他们对理想的家庭有怎样的一幅构图？这幅构图由甚麽元素组成？上他们的重镇维护家庭联盟的网页一看，惟一一个着力探讨的分类专题，名叫「同性婚姻有何不可」。这是现实社会里的家庭最重视之议题吗？求学期间，笔者曾为不少单亲、失业、长期病患家庭的孩子补习，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就是向记者申诉无良老板之後被开除的。如果问他怎样才可维护理想家庭，他的答案或许是让工人有集体谈判权。笔者亦曾在妇女组织访问家庭暴力下的被虐妇女，为了避开嗜虐的丈夫，保护孩子和自己，一位被访者和孩子住在八十呎不到的板间房，转个身也随时碰倒一堆家居陈设。如果问她怎样才可维护理想家庭，她的答案也许是房委会尽快批准她的公屋分户，又或者是政府停止削减综援。还有被一而再再而三教育改制所苦的学童，历年来担当「香港妇女自由的救星」的外傭，他们都是香港万千家庭的成员，也有着对家庭各自的想像和烦恼，但无论如何，同性婚姻不是他们最切身的家庭议题，大概就像M78星云那麽遥远吧。当年居港权事件，多个家庭为不能团聚所苦，为甚麽那时候教会不催生一个维护家庭联盟，发先知之声，切切实实维护正受威胁的家庭价值？歼灭同性婚姻，根本不代表能够维謢家庭，现实上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并不因此得到任何好处。
对家庭的狭隘想像只是芸芸一例，这类警号显示香港教会缺乏放眼全局的构图能力，在社会行动上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诚然，教会旗下不乏社会服务组织，教会外面更有很多基督教机构关注广泛的社会议题，它们的功劳绝对不应抹杀，不过也不应将它们的功劳全数归於教会。众所周知，教会不常跟它名下的社会服务组织沟通，彼此独立运作，至於外面一众基督教机构的工作有多少能够成为教会会众的话题，就更是让机构同工叹息。
一点一线，不能成画。构图，本身就是思考如何连结社会上不同社群的过程，为了连结不同的人，必须了解他们面对的真实处境，将他们遇到的问题扣连起来，共同奋斗。只关注个别社群或单一议题，不去发掘社群与社群、议题与议题之间的关连，有如将一点一线放在画布上，难以形成可辨识的轮廓。无法为明天带来希望之馀，这种单边主义还加剧社会分化。别忘了，这幅未来的画象是属於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参与作画时，我们不仅对自身所属的群体和宗教有责任，对社会其他成员也同样负有责任。
距离今年七一还有三个月左右。之前两年，不少基督徒都积极参与这个「民间嘉年华」，去年循道卫理香港堂为烈日下的游行市民派水打气，这份打成一片的气氛成为一时佳话。四十二年前，马丁路德金牧师高呼"I have a dream"，唤醒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步入「後董时代」，身为民间社会一分子的教会，又会否有一个带着社会责任的「梦」？这个「梦」又会衍生甚麽反省，甚麽诉求，为香港的未来画一幅怎麽样的图象？
三个月後，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