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出任特首八年，施政屢招惡評，倒董呼聲不斷，甚至有人戲稱這八年為「建華之亂」。某種意義上，董建華可謂擔當了香港社會問題的擬人化象徵，促進了民間不滿聲音的凝聚。
自從董建華請辭的消息流傳開來，傳媒集中火力揣摩中央的意思，京官的一言一行、特區各司長局長的反應，頓成輿論焦點。事件被再現為廟堂裡的人事角力，但行政長官的去留終究影響日後施政方向，我們不能當作事不關己，彷如安坐家中觀賞另一套《金枝慾孽》。當「董建華」這個「萬惡」象徵消失，喊「倒董」再沒有意義的時候，我們對香港社會的未來究竟有甚麼盼望，有甚麼議題想去參與，有甚麼社群想去關注？
為以上問題找出答案的責任，在我們自己身上──假如民間社會不主動提出訴求，民主也就失去意義。
畫家先於畫布 創造重於旁觀
去年筆者在某教會協助帶青年團契，團友對社會行動十分積極，自發組隊參與七一遊行。看見他們興致勃勃地創作口號，製作橫額，那股幹勁讓筆者相當感動。然而，遊行後的一次聚會裡，當他們分享對七一的想法時，卻多把注意力放在中央的反應，對人物言行背後的動機作出各式各樣的猜想，而自己實際上希望提出甚麼訴求，打算改革社會哪些範疇，則不甚了了。
將焦點放在別人身上之前，應先放在自己身上──不管這個「別人」如何位高權重，這個「自己」如何人微言輕，亦然。改革社會就是在名為「現狀」、「建制」的畫布上描繪未來，畫布的質地可以好也可以壞，它會左右你在上面繪畫的難度，卻不會告訴你到底你自己想畫一幅怎樣的畫。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林前十三：13上）。信仰不能欠缺希望，政治參與也一樣。對未來缺乏遠景圖象的政治參與難以持久，皆因沒有一個可供追求的目標。在On Television一書裡，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批評傳媒為吸引觀眾，處理政治新聞時經常把事件再現為政客之間的派系鬥爭，這種肥皂劇式的報道重視人的爭議卻輕視爭議的主題本身，忽略社會分析，導致觀眾愈來愈犬儒，視政治為政客之間的權謀力學，與一般市民的生活關係疏離，亦非一般市民可以插手。這是一個「反充權」的過程，公共空間瀰漫的無力感，使市民對自發提出政治訴求來改善自身處境不再存有盼望。這也是一個集體的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當市民因為相信自己無力，不再向當權者施加政治壓力，既有的民間疾苦就難獲注意，改革自然更為艱困，結果讓市民對社會更失望，更感無力。
香港的情況說不定更糟。特首不是普選的，立法會不全是直選的，就連據說可以用來決定新特首任期是兩年還是五年的《基本法》，也不是經市民同意下寫成的。普羅大眾對政治的無力感，決非沒有事實根據。
只是，香港人真的那麼無力嗎？兩年七一都有五十萬人上街，全球注目。廿三條立法被擱置，董建華今年首次在施政報告強調扶貧與打擊官商勾結，以至終於下堂求去，會發生這些事件，民間力量應記一功。越過一條深圳河，大陸的民工被幹部包庇的外商剝削，被逼在遭重金屬污染的廠房超時工作。要抗議麼？公開靜坐隨時被拘捕，有時候甚至連上訪也被市政府禁止，儘管上訪是憲法明文規定的權利。相比之下，我們是不是應該珍惜這個較廣闊的空間，為了鄰舍，為了下一代，為了共同的未來好好做一點事？
務實構圖 香港再出發
心中有繪畫意欲，畫布上有繪畫空間，萬事俱備，剩下來的就是腦袋裡有多少構圖能力。
構圖能力關乎放眼全局的視野，能夠不將事件視為孤立，找出它與不同社會場域的關連。用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話來說，這是「社會學的想像」。「長毛」梁國雄在一個討論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的會議上表示，西九的核心並非文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問題：香港不設工資工時管制，貧富懸殊，打工仔為口奔馳，一日工作十多小時，小市民還有多少餘暇可以去接受「文化教育」，培養欣賞藝術的品味和習慣？
市民的文化生活與勞工權益有關，其實宗教生活何嘗不是一樣？筆者早前拜訪一所新植堂的教會，跟堂主任聊天，他說堂會極需事奉人手，剛在學校福音營決志的同學需要有人跟進培育，愈來愈多參與的區內街坊也不可冷待，然而從母會到來熱心幫忙的一眾年青弟兄姊妹大多初出茅廬，工作忙碌，自顧尚且不暇，又怎能兼顧那麼多……整個教會運作的模式，都避不開勞工問題的餘波，作為信徒也罷，作為公民也罷，皆不能亦不應將「分別為聖」當成對社會事務視若無睹的藉口。社會各場域環環相扣，市民的命運是相連的，基督徒不會因為教會的四堵牆而得以置身事外。反過來說，耶穌用五餅二魚使五千民眾得溫飽時，亦不會先逐一查問他們「你是否已經決志相信我」。
再看基督教界對另一社會場域「家庭」的想像。近年不少基督徒都打著維護家庭價值的旗號搞社會行動，從上街遊行到聯署聲明都有，但他們對理想的家庭有怎樣的一幅構圖？這幅構圖由甚麼元素組成？上他們的重鎮維護家庭聯盟的網頁一看，惟一一個著力探討的分類專題，名叫「同性婚姻有何不可」。這是現實社會裡的家庭最重視之議題嗎？求學期間，筆者曾為不少單親、失業、長期病患家庭的孩子補習，其中一個學生的父親，就是向記者申訴無良老闆之後被開除的。如果問他怎樣才可維護理想家庭，他的答案或許是讓工人有集體談判權。筆者亦曾在婦女組織訪問家庭暴力下的被虐婦女，為了避開嗜虐的丈夫，保護孩子和自己，一位被訪者和孩子住在八十呎不到的板間房，轉個身也隨時碰倒一堆家居陳設。如果問她怎樣才可維護理想家庭，她的答案也許是房委會盡快批准她的公屋分戶，又或者是政府停止削減綜援。還有被一而再再而三教育改制所苦的學童，歷年來擔當「香港婦女自由的救星」的外傭，他們都是香港萬千家庭的成員，也有著對家庭各自的想像和煩惱，但無論如何，同性婚姻不是他們最切身的家庭議題，大概就像M78星雲那麼遙遠吧。當年居港權事件，多個家庭為不能團聚所苦，為甚麼那時候教會不催生一個維護家庭聯盟，發先知之聲，切切實實維護正受威脅的家庭價值？殲滅同性婚姻，根本不代表能夠維謢家庭，現實上真正需要幫助的家庭並不因此得到任何好處。
對家庭的狹隘想像只是芸芸一例，這類警號顯示香港教會缺乏放眼全局的構圖能力，在社會行動上脫離現實，脫離群眾。誠然，教會旗下不乏社會服務組織，教會外面更有很多基督教機構關注廣泛的社會議題，它們的功勞絕對不應抹殺，不過也不應將它們的功勞全數歸於教會。眾所週知，教會不常跟它名下的社會服務組織溝通，彼此獨立運作，至於外面一眾基督教機構的工作有多少能夠成為教會會眾的話題，就更是讓機構同工歎息。
一點一線，不能成畫。構圖，本身就是思考如何連結社會上不同社群的過程，為了連結不同的人，必須了解他們面對的真實處境，將他們遇到的問題扣連起來，共同奮鬥。只關注個別社群或單一議題，不去發掘社群與社群、議題與議題之間的關連，有如將一點一線放在畫布上，難以形成可辨識的輪廓。無法為明天帶來希望之餘，這種單邊主義還加劇社會分化。別忘了，這幅未來的畫象是屬於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參與作畫時，我們不僅對自身所屬的群體和宗教有責任，對社會其他成員也同樣負有責任。
距離今年七一還有三個月左右。之前兩年，不少基督徒都積極參與這個「民間嘉年華」，去年循道衛理香港堂為烈日下的遊行市民派水打氣，這份打成一片的氣氛成為一時佳話。四十二年前，馬丁路德金牧師高呼"I have a dream"，喚醒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步入「後董時代」，身為民間社會一分子的教會，又會否有一個帶著社會責任的「夢」？這個「夢」又會衍生甚麼反省，甚麼訴求，為香港的未來畫一幅怎麼樣的圖象？
三個月後，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