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但二：21）
特首董建华正式向公众作了请辞的交待，结束了扰攘十多日的辞职传闻。回归近八年，董建华的管治领导力，经查找後实有不足之处；提早离任，升任政协副主席，对本港长远发展不失为好事。与其群雄积极部署竞逐下届特首，董建华既然不能有效领导其团队，惟有让继任者提早上位，重建管治的威信。在董建华身上，我们可观察与反省公众领袖三方面的张力，身处夹缝的领袖不能有效协调，就只能求退。
库泽斯（James Kouzes）和波斯勒（Barry Posner）经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之後，於Credibility一书，确定领袖最重要的质素：诚实可信（credibility）。正因为领导力牵涉的是带领者与跟随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领袖的合法权力是由跟随者所允许的；一旦领袖的「信誉破产」，要有效运用其统御之术，势必遇上阻力重重。无论政府或教会，领袖的「公信力」（credibility）甚为重要。
董建华作为首届特首，他成功地取得中央高度信任，因而在不少政策如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旅客自由行、人民币业务、港珠澳大桥、廿四小时通关等，使本港在经济上与内地更全面融合，对特区和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正因为董建华领导的核心价值是与中央一致，他在《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谘询就与港人在价值方面有严重的分歧，导致二○○三年七月一日有五十万港人上街。董建华之成功，在於得到中央的绝对信任，因而在二○○三年七月一日之前中央不插手香港事务，从而落实一国两制。然而，董建华之败，又在於不能取信於港人，因而有一段日子民怨沸腾，长期民望低落，不能有效领导港人。
人民不会跟随一位不知自己在做甚麽的领袖，领袖要先取得民心，关键不是领袖要信任人民，乃是人民理解他们所跟随的领袖是否值得信赖？领袖的信誉，固然来自建制的职位或授权，然而更不可少的是凭着个人的诚实品格、前瞻视野、热诚感染与专业技能等，取得别人的信任而听命跟从。伯恩斯（MacGregor Burns）看任何领袖皆不能强行把个人意志放在别人头上，并不容许其它选择，这会失去「道德的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在多元的社群中，不是由领袖决定了一切正确的价值，乃是领袖清楚表明其信念与价值，代表的立场，至终由人民按其道德判断，作出抉择取舍。董建华之败，就是欠缺向港人表明施政的「两制」智慧，取得港人谅解与同情，支持其施政的方针。
董建华未能有效处理港人价值与中央价值的差异，只能反映上层旨意，而未能听取民意，结果造成管治的困局。任何组织（包括教会在内），领袖须要学习协调董事会（中央领导）与下属（港人）之间价值的差异。领袖成功取得一方的支持，失了另一方的不信任，就难以发挥有效的领导力。
惟有领袖实践其宣讲的信念，透过跟随者的明辨判断，赋予信任，领袖就能重视「民之所往」而得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期盼新一届特区领导人能兼得中央信任与取信於民！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5.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