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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社会福利界多年的争取，政府终於以扶贫作为施政报告的立题。来自各党派的议员亦在立法会成立扶贫委员会。等了多年，穷人终於可以看到政界对他们的难题开始有点动作。可惜，这绝不代表香港已发长成为一个同舟共济的社会。市民在意识到贫穷问题的时，亦衍生了对穷人各种大大小小的偏见。而政府的扶贫政策，亦不幸地成为了种种偏见的源头。

多劳多得的迷思

在近日施政报告中的扶贫大计，其点在於儿童贫穷及随之而来的跨代贫穷。纵观政府的建议，其背後的逻辑一直囿於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的假设。这就是说，政府相信只要让儿童接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们便可以有足够的人力资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处境。言下之意，政府只会提供少量的援助，一切还要看个人的努力，多劳多得。

倘若我们能让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让他们能为自己的未来努力，这固然是美事一桩。可是，倘若我们以多劳多得的标准来对儿童以外的穷人作道德判断，这却是对现实的严重曲解。

对於成年的穷人，社会往往以怪罪受害者的逻辑标签他们。近日一对领取综援的夫妇在南亚海啸中遇险获救，从而被揭发有骗取综援的嫌疑。领取综援而又有能力去旅游，的确是十分可疑。可是，在事件被揭发後，不少舆论都将矛头指向所有领取综援的人士，重提综援善懒的陈腔滥调。更甚者，有部份人甚至将矛头指向所有贫穷的基层市民。他们认为中产阶级既要交税，又不能享受社会福利，生活比基层还要困难。是以他们对基层喊穷感到十分不满。

在舆论背後，其实潜藏着多劳多得的价值判断：中产、专业人士是多劳者，他们的高收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交税最多，是贡献社会的支柱。而基层没有交税，即是没有贡献，故此不应要求多多。他们的贫穷是自己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素质低下。瞧！那几个骗综援不找工作的家伙不就是例证吗？穷人都是坏人，坏人苟索福利，福利养活懒人。

贫穷问题的真相

多劳多得的选思，是中产阶级的普遍想法，甚至已经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即使是身无分文的露宿者，很多时亦坚信综援养懒人，然後坚持每日拾纸皮过活。可是，常识很多时都不是事实。

很多人都以为滥用福利的情况十分普遍，是以凡四肢健全而又领综援的，都是骗子。可是一直以来，滥用福利的比率一直偏低。全香港有近三十万个综援户，每年的欺诈个案亦不过是三、四百宗，当中被法庭证实的个案亦不是几十宗。而欺诈的个案中，主要都是在领取综援期间从事耒申报的兼职。为了逃避工作而骗取综援的，属於少数。只是这些少数个案往往甚为瞩目，具有新闻价值。至於一般综援户的生活情况，由於并没有轰动性，是以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

社会人士在讨论贫穷问题时，着眼点往往放在政府会否增加福利开支。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我们不应将穷人与领取福利者两者划上等号。根据反映生活水平的恩格尔曲线转折点（Inflection Point of Engel Curve）的计算方法，香港有近三成住户的收入仅够购入基本食品。(而连基本食物开亦无力支付的，则近一成半。)在这些贫穷住户之中，只有四成曾接受过政府的福利救济。其馀的六成，都是依靠家中的努力去过生活的。只有四分之一的贫穷住户连一位工作的家庭成员也没有。

假如我们回顾近年的福利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失业率的增加并不会马上引致失业综援个案的增加，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段时间的缓冲期。而在回归後失业率高升的情况下，失业综援的个案无疑增加了，可以综援户占失业人数的比率却是呈下降之势。这反映了即使贫穷人士失去了工作，仍然会尽量自力更生，只会在拖无可拖的时候才会申请福利。而香港的社会福利，亦没有令更多人舍工作而取福利。我们若考虑到整体的失业率，便会发现领取失业综援人数的升幅其实十分合理，并不能支持社会福利减少市民的工作动机的讲法。贫穷人士不都是综援户，也不是十分热衷於索取综援。

贫穷人士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并不能而简单的标签概而括之。有人谓香港的贫穷问题是新移民之过，是因为香港的福利太完善、从而吸引一批不事生产的内地人而造成的。但事实却不是如此：七成以上的贫穷户家中其实并无任何新移民成员。贫穷人士当中有不少新移民，可是他们并不全都是新移民。他们当中，有一半是年老或伤健人士。单亲家庭亦逐渐成为了贫穷人士中的重要成员。值得留意的是，低收入仕占贫穷人士的比例近年的升幅不少。当失业率在近年减少之际，不少失业人士其实是转型成为低收入人士，为求工作而忍受比以往更低的收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的收入根本不足以应付生活所需，最终无可避免地要申请综援。在二○○四年十一月，低收入人士综援个案比往年急升百分之二十，其升福远比其他种类的社会福利为高。

总括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多劳多得的原则去定穷人的罪。穷人大多愿意多劳，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从事花气力，工时长的工作。只是，社会的不公平并不容许他们多得。

贫穷不是问题？

纵然香港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不少人仍然坚持香港的贫穷不是问题。有论者认为香港穷人的惨况比不上埃塞俄比亚的饥民、亦比不上内地的穷乡僻壤，根本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贫穷。几年前当扶贫的议题仍在酝酿当中，政府就曾否定压力团体对贫穷的定义，认为香港的贫穷不过是收入的平等。

可是，香港穷人的情况真的只是不值一哂？至少，在前文曾提及香港有一成半的住户是连基本的食物开支亦无力支付。有研究曾指出，香港贫穷人家庭中的儿童存在着营养不足的情况。香港的贫穷不只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绝对的。香港穷人的惨况纵然比不上南亚海啸的灾民，可是他们的苦况是真实的，绝对不宜视之等閒。

而即使贫穷是相对的，这亦不代表这不是一个值得注视的问题。贫穷不单是物质上的匮乏，亦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对社会和谐的严重威胁。贫穷并不只是影响生活的质素，亦影响了穷人的社交生活，令他们的生活网路日益缩窄。这样，他们便被排除在主流会之外，成为社会的下层阶级（Under Law）。他失去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亦丧失了为自己发言的机会，只能任人鱼肉的让别人贴上标签，成为了社会上的他者（Others）。

就让我们以政府重点提出的跨代贫穷作为例子。在一个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强的社会，跨代贫穷的情况不应该太常见。穷人的下一代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或是通过教育的机制而脱离父母的厄运。可是在香港，贫穷却能阻挡贫民社会流动的机会。在表面上，香港的教育是论功行赏的，只要读书读得好，便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可是事实上，不同学校之间师资并不平均。师资优良的，我们称之为名校。可是要跨进名校的门槛，并不容易。不少名校的收生都会优待旧生的子女，或是在校学生的兄弟姊妹。这些优势往往不是一般穷人所能拥有的。而这些学校的收生标准亦有偏袒富人之嫌。懂得弹奏乐器、或是参与和各种课外活动，都可大大加被名校收录的的机会。可是这些资历都不是穷人负担得起的。有些名校会核实投考者的家庭背，比如他们会在面试时间投考者面试前的乘坐的的交通工具，甚至检查他们的内衣裤。此外，名校多会优先选择所属校网地区的学生，而在地产商的推波助澜下，这些地区已成为中产聚居之地、甚或是高尚住宅区。

即使穷人的子女能够於学业上有一番作为，亦不代表他可以事业有成、摆脱贫穷。近年妇女主义者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女生在学业上的表现绝不比男生逊色。可以，在她们毕业後仍然倾向从事较低收入的工作。家人、社会、师长对她们的期望，仍然是希望她们能相夫教子。甚至女生本身亦拥抱爱情多於工作。社会上各种既有的成见，都能学业有成的学子在青云路上功亏一篑。当社会对贫穷问题贴上诸多的标签，以有色眼镜看待社会上的贫民，我们难保这种事情不会在穷人子女的身上发生。

扶贫之路不易行

倘若我们真的要解决社会的贫穷问题，除了投放资源，我们还得正视贫穷是不包容的表现。穷人不单处於低下的阶级，亦欠缺声望上的地位（Status）。要处理贫穷问题，也必要排除各种对穷人的社会偏见。

可是，社会上对穷人的偏见依旧根深蒂固，多劳多得的迷思仍旧大有市场。近日部份中产人士建立了所谓的「中产阵线」反对政府扶贫的建议，指摘政府「劫中济贫」。中产对穷人的偏见实在不轻，甚至已经在政治经济力量之下演变成为积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