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庫 > 昔日講場

經過社會福利界多年的爭取，政府終於以扶貧作為施政報告的立題。來自各黨派的議員亦在立法會成立扶貧委員會。等了多年，窮人終於可以看到政界對他們的難題開始有點動作。可惜，這絕不代表香港已發長成為一個同舟共濟的社會。市民在意識到貧窮問題的時，亦衍生了對窮人各種大大小小的偏見。而政府的扶貧政策，亦不幸地成為了種種偏見的源頭。

多勞多得的迷思

在近日施政報告中的扶貧大計，其點在於兒童貧窮及隨之而來的跨代貧窮。縱觀政府的建議，其背後的邏輯一直囿於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的假設。這就是說，政府相信只要讓兒童接受到更多的教育，他們便可以有足夠的人力資本靠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處境。言下之意，政府只會提供少量的援助，一切還要看個人的努力，多勞多得。

倘若我們能讓來自不同階層的孩子，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讓他們能為自己的未來努力，這固然是美事一樁。可是，倘若我們以多勞多得的標準來對兒童以外的窮人作道德判斷，這卻是對現實的嚴重曲解。

對於成年的窮人，社會往往以怪罪受害者的邏輯標籤他們。近日一對領取綜援的夫婦在南亞海嘯中遇險獲救，從而被揭發有騙取綜援的嫌疑。領取綜援而又有能力去旅遊，的確是十分可疑。可是，在事件被揭發後，不少輿論都將矛頭指向所有領取綜援的人士，重提綜援善懶的陳腔濫調。更甚者，有部份人甚至將矛頭指向所有貧窮的基層市民。他們認為中產階級既要交稅，又不能享受社會福利，生活比基層還要困難。是以他們對基層喊窮感到十分不滿。

在輿論背後，其實潛藏著多勞多得的價值判斷：中產、專業人士是多勞者，他們的高收入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交稅最多，是貢獻社會的支柱。而基層沒有交稅，即是沒有貢獻，故此不應要求多多。他們的貧窮是自己的問題，是因為他們素質低下。瞧！那幾個騙綜援不找工作的傢伙不就是例證嗎？窮人都是壞人，壞人苟索福利，福利養活懶人。

貧窮問題的真相

多勞多得的選思，是中產階級的普遍想法，甚至已經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即使是身無分文的露宿者，很多時亦堅信綜援養懶人，然後堅持每日拾紙皮過活。可是，常識很多時都不是事實。

很多人都以為濫用福利的情況十分普遍，是以凡四肢健全而又領綜援的，都是騙子。可是一直以來，濫用福利的比率一直偏低。全香港有近三十萬個綜援戶，每年的欺詐個案亦不過是三、四百宗，當中被法庭證實的個案亦不是幾十宗。而欺詐的個案中，主要都是在領取綜援期間從事耒申報的兼職。為了逃避工作而騙取綜援的，屬於少數。只是這些少數個案往往甚為矚目，具有新聞價值。至於一般綜援戶的生活情況，由於並沒有轟動性，是以我們很少有機會可以看到。

社會人士在討論貧窮問題時，著眼點往往放在政府會否增加福利開支。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我們不應將窮人與領取福利者兩者劃上等號。根據反映生活水平的恩格爾曲線轉折點（Inflection Point of Engel Curve）的計算方法，香港有近三成住戶的收入僅夠購入基本食品。(而連基本食物開亦無力支付的，則近一成半。)在這些貧窮住戶之中，只有四成曾接受過政府的福利救濟。其餘的六成，都是依靠家中的努力去過生活的。只有四分之一的貧窮住戶連一位工作的家庭成員也沒有。

假如我們回顧近年的福利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失業率的增加並不會馬上引致失業綜援個案的增加，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一段時間的緩衝期。而在回歸後失業率高升的情況下，失業綜援的個案無疑增加了，可以綜援戶佔失業人數的比率卻是呈下降之勢。這反映了即使貧窮人士失去了工作，仍然會盡量自力更生，只會在拖無可拖的時候才會申請福利。而香港的社會福利，亦沒有令更多人捨工作而取福利。我們若考慮到整體的失業率，便會發現領取失業綜援人數的升幅其實十分合理，並不能支持社會福利減少市民的工作動機的講法。貧窮人士不都是綜援戶，也不是十分熱衷於索取綜援。

貧窮人士是一個多元的群體，並不能而簡單的標籤概而括之。有人謂香港的貧窮問題是新移民之過，是因為香港的福利太完善、從而吸引一批不事生產的內地人而造成的。但事實卻不是如此：七成以上的貧窮戶家中其實並無任何新移民成員。貧窮人士當中有不少新移民，可是他們並不全都是新移民。他們當中，有一半是年老或傷健人士。單親家庭亦逐漸成為了貧窮人士中的重要成員。值得留意的是，低收入仕佔貧窮人士的比例近年的升幅不少。當失業率在近年減少之際，不少失業人士其實是轉型成為低收入人士，為求工作而忍受比以往更低的收入。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最終無可避免地要申請綜援。在二○○四年十一月，低收入人士綜援個案比往年急升百分之二十，其升福遠比其他種類的社會福利為高。

總括而言，我們不能簡單地以多勞多得的原則去定窮人的罪。窮人大多願意多勞，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從事花氣力，工時長的工作。只是，社會的不公平並不容許他們多得。

貧窮不是問題？

縱然香港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已是不爭的事實。可是不少人仍然堅持香港的貧窮不是問題。有論者認為香港窮人的慘況比不上埃塞俄比亞的飢民、亦比不上內地的窮鄉僻壤，根本並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貧窮。幾年前當扶貧的議題仍在醞釀當中，政府就曾否定壓力團體對貧窮的定義，認為香港的貧窮不過是收入的平等。

可是，香港窮人的情況真的只是不值一哂？至少，在前文曾提及香港有一成半的住戶是連基本的食物開支亦無力支付。有研究曾指出，香港貧窮人家庭中的兒童存在著營養不足的情況。香港的貧窮不只是相對的，同時也是絕對的。香港窮人的慘況縱然比不上南亞海嘯的災民，可是他們的苦況是真實的，絕對不宜視之等閒。

而即使貧窮是相對的，這亦不代表這不是一個值得注視的問題。貧窮不單是物質上的匱乏，亦是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對社會和諧的嚴重威脅。貧窮並不只是影響生活的質素，亦影響了窮人的社交生活，令他們的生活網路日益縮窄。這樣，他們便被排除在主流會之外，成為社會的下層階級（Under Law）。他失去了參與社會事務的權力，亦喪失了為自己發言的機會，只能任人魚肉的讓別人貼上標籤，成為了社會上的他者（Others）。

就讓我們以政府重點提出的跨代貧窮作為例子。在一個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強的社會，跨代貧窮的情況不應該太常見。窮人的下一代可以靠著自己的努力，或是通過教育的機制而脫離父母的厄運。可是在香港，貧窮卻能阻擋貧民社會流動的機會。在表面上，香港的教育是論功行賞的，只要讀書讀得好，便可以有光明的前途。可是事實上，不同學校之間師資並不平均。師資優良的，我們稱之為名校。可是要跨進名校的門檻，並不容易。不少名校的收生都會優待舊生的子女，或是在校學生的兄弟姊妹。這些優勢往往不是一般窮人所能擁有的。而這些學校的收生標準亦有偏袒富人之嫌。懂得彈奏樂器、或是參與和各種課外活動，都可大大加被名校收錄的的機會。可是這些資歷都不是窮人負擔得起的。有些名校會核實投考者的家庭背，比如他們會在面試時間投考者面試前的乘坐的的交通工具，甚至檢查他們的內衣褲。此外，名校多會優先選擇所屬校網地區的學生，而在地產商的推波助瀾下，這些地區已成為中產聚居之地、甚或是高尚住宅區。

即使窮人的子女能夠於學業上有一番作為，亦不代表他可以事業有成、擺脫貧窮。近年婦女主義者進行了一些研究，發現女生在學業上的表現絕不比男生遜色。可以，在她們畢業後仍然傾向從事較低收入的工作。家人、社會、師長對她們的期望，仍然是希望她們能相夫教子。甚至女生本身亦擁抱愛情多於工作。社會上各種既有的成見，都能學業有成的學子在青雲路上功虧一簣。當社會對貧窮問題貼上諸多的標籤，以有色眼鏡看待社會上的貧民，我們難保這種事情不會在窮人子女的身上發生。

扶貧之路不易行

倘若我們真的要解決社會的貧窮問題，除了投放資源，我們還得正視貧窮是不包容的表現。窮人不單處於低下的階級，亦欠缺聲望上的地位（Status）。要處理貧窮問題，也必要排除各種對窮人的社會偏見。

可是，社會上對窮人的偏見依舊根深蒂固，多勞多得的迷思仍舊大有市場。近日部份中產人士建立了所謂的「中產陣線」反對政府扶貧的建議，指摘政府「劫中濟貧」。中產對窮人的偏見實在不輕，甚至已經在政治經濟力量之下演變成為積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