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上运用圣经，事实上并不新鲜。这是指西方文学而言，在中国文学上运用圣经，大概只有一个世纪；对於十九世纪或更早的情况，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及近代圣经翻译的历史，的确有些人在文学上曾经运用过，但整体来说应该并不普遍。相反，西方的文学发展，历时千多年，基督信仰影响西方文学一定很深，在某方面形成独特的影响，是自然的事。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可是，在中国基督教文学创作中，毕竟需要许多人前赴後继，努力把圣经融会於创作中，才可盼望对中国文学同样有某方面的影响。笔者相信在文学创作上，现在应该有新的发展！
本文以小说创作为範围，简略探讨如何运用圣经。笔者从事小说创作已有数年，然而在小说中运用圣经不能算多。有几篇小说在不同层面或技巧上也曾运用圣经的经文和文学技巧。近年较专注研究过去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小说（不论是否由基督徒写的），发觉有两大类型，再细分起来，每一类型有其独特的情况，延伸开去更牵涉不少问题。如下只能以提纲的方式，对这些类型及相关的情况，作出扼要的分析。
第一类型，是直接引用。严格来说，直接运用原文才是直接运用圣经，但是文学创作不同於译经文章或神学论文，这样运用是毫无益处。所以，用常识而言，基本上是指运用现在已出版的圣经中文译本，个人翻译的圣经并不包括在内。大致来说，这种类型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将经文放在文本之前；第二种情况，将经文放在文本之中；第三种情况，将经文放在文本之後。在文本上只出现上述某一种情况，或是两种情况，甚至三种情况，也无不可。进一步分析，要看出现的形式。无论在叙述或人物的对话上，这种情况可分为直接引用和隐藏引用。直接引用经文，如同一般基督教出版的书籍，用引号引住经文（省略一部分也是常见的情况），在引用之前以完整标示的方式表明经文出处，或引用後以简写方式表明经文出处。倘若仍然是直接引用经文，不过不加引号又不用明显方式表明经文的出处，这种形式可称为隐藏引用。
以上的类型算是运用圣经最简单的方式。然而运用起来，还有许多方法。例如不加引号的直接引用经文，可以按不同经文的语意或意思，直接地罗列起来，使许多经文有意义地呈现出单独运所不能表达的效果。另一个例子是结合意识流一起运用。从「人物的意识」来说，「不是对外界的刺激作被动的反应，而是包含着对於客观对象的辨认、筛选、整合等主观能动过程。所谓『意识流』，就是感受、认识、理解客观世界的一连串心理活动，它包含着一种结构形成的过程。」（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十六页）如果可以把多处经文组合起来，又符合以上的意思，直接引用经文也可与别不同。上述的运用只是稍稍举例，只要引用的经文属於已经出版的中文译本，在实际运用上还有许多变化，端看运用者如何别出心裁，使直接引用经文也富於变化，同时又能显出深度。这是直接引用圣经最值得留意的地方。
第二种类型，是「间接」引用。笔者用引号引住间接二字，是表示它与一般的运用有别，因为运用圣经实在微妙而广阔。它涵盖的範围很大，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归纳和分类。笔者认为以最基本来说，不违反圣经的原意而发生「间接」运用的作用，无论是归纳、阐释、应用，甚或科际融合後产生新的洞见等等，都可归入这个类别。由以上的看法来思考，约略分为如下六种情况：
一、如果所引用的经文，不但不加引号及标示出处，而且把经文以任何形式简化、遗漏或加长的话，这些情况只能归入「间接」引用这个类别。
二、与圣经密切相关的神学。既然神学是研究神的本质、性情、启示等的学科。神学可以分为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而基督教的神学大致上属於启示神学，在範围上是以圣经中神的自我启示为研究对象（参《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汉语圣经协会，二零零三年，五百一十一页），对於圣经的运用，某程度上一定不少。不过，运用神学的研究成果，只能算是「间接」而已。
三、扩大而言，吸收圣经注释、灵修神学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转化地运用。
四、吸收圣经文学的技巧转化地运用出来；以上的运用以手法和铺排为主，某方面的独特情况也可注意。
五、按释经书的解释，配合近代心理学、行为学、语言学或其他有用的学科，在互相融合之下运用出来。
六、从圣经演化出来的精神、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等等为引用的方向。
以上的思考和分析，是笔者近年阅读一些基督教小说和相关的论文所引发的。不可否认，过去有少部分的基督教小说，的确表达出圣经的真理，可惜运用圣经方面，较多用直接方式，而运用出来多数是没有甚麽变化；在「间接」方式的表现也不够广阔，因而说不上深入，在整体上未能深刻表现圣经的真理。此外，相关的论文是〈圣经与 世纪中文小说〉以及〈霸王妖姬：茅盾对参孙和大利拉的演绎〉（这两篇论文，原是以英文写的，由蔡锦图翻译，载於伊爱莲等着、蔡锦图编译：《圣经与近代中国》，汉语圣经协会，二零零三年）。无论曾受基督教影响的郁达夫、在日本时期归向基督教的郭沬若或是作为基督徒的许地山，甚至着名作家茅盾，在小说中运用圣经都显出不少局限和不足。笔者看到这些局限和不足，不期然引发以上的思考和分析。希望这些思考和分析，对於从事基督教小说创作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启发和参考。
最後，有一个重点不能不提。创作小说在东西方的文学而言，有不同的历史和看法，而中国文学从二十世纪初以来，除了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本身也呈现许多不同流派和创作小说的方法和技巧。最为特别的，是中国大陆的文学发展，经历大半个世纪的种种变化和伤害，无疑形成了不少有形无形的写作障碍，对於写出伟大的作品构成深重的影响和限制。倘若具备以上各方面的认识和修养，在小说创作上运用圣经，才会深刻地显出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有多人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和方向，并且在倚靠神的情况下，全力以赴，投入创作，也许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零四‧六‧二十七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讲场，二○○五年二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