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之後，在许许多多的筹款活动上，都听见「香港福地说」：我们身处在香港这片「福地」之上，既不是地震带，海啸危险也有邻近的岛国作天然屏障，使我们能免於种种大自然的水火土淹之灾厄。此种地理上的「香港福地说」，其实并非新说，在政经和基督教会中早有此论述的发生。
「香港福地说」有其历史发展的建构过程，甚至它是纯粹一种社会建构的论述。打从八十年代经济起飞，这种论述首先从政经上社会生态变迁所带动。且看看当时的电视剧集和电影，不断将内地同胞形塑成「表哥」、「表姐」、「表妹」，把粗枝大业农民式的动静举止符号化地加诸他们身上；中年适婚男士北上娶妻数字与现在北上寻花问柳不遑多样，一个香港居留权在广东省份仍有很高的叫价；家族回收得来的旧衣新家电一袋袋红白蓝过境回乡的情景；还有普遍收入家庭辛苦赚钱到国内盖房子等平常家事。这些现象都反映「香港福地说」的生根发芽成长茁壮的过程。
伴随着社会的急速变化，基督教会亦在这个时候出现福音运动版本的「香港福地说」，因为七八年以後，内地教会才渐渐缓慢地与外界接触，由圣乐的交流首先开始，至九十年代，两地的互通才见频繁起来。在这长达十数年之间，香港虽然面对九七回归的心理问题，但正也是这种时代引发的危机感，促使香港教会更多地将自己置身於一个高度去看这片还未开发、潜力无限的石头地。香港作为福地，相对於内地的封闭、没有言论自由、传道自由、圣经欠奉、属灵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更突显出自身坐拥比北美教会还要丰富的资源、无尽的物资、自由出入境吸收新知识的机会和大量向世界输出中文福音培训材料的本钱。
建基於自我优越
「香港福地说」无论在地理、政经及基督教会层面都建基於一种与他者相比较之自我优越上，并因这相对的关系而向他者发出拯救和援助。虽然从实效上，救援都能为他者提供适时的协助，但是从论述者本身来看，「香港福地说」的依归是来自视他者的缺憾而获得的，其中会否正正反映出提倡「香港福地说」者是在找寻一种身分价值，而其潜台词是否出於一种对福地的纯粹幻想？这样的救济行动会否类比为一种消费的意识形态更为贴切？
我认为这种优劣、福祸的想法很有趣，因为它本身正是将自己幻想作为一种完整无缺的个体，并能谢绝於林林总总的灾祸。所以每每在个体（香港社会／香港教会）遇到他者落在危险时，如此一种的「福地说」便自自然然地被提出，目的是为到自己现在正处於的危险以一种他者的创伤来发挥移情作用，暂时隐藏自我的易碎和破裂之馀，也实现完美的自己，从救援的参与中获得快感。这种将他者物化及神秘化的行为，最终假装成为一种力量，阻止我们对自己作出认识。这是在「香港福地说」论述被提出的当下，将一种文化冲突理论架构牢固起来的反射作用：将自我和他者推到一种存在的「优」和存在的「劣」的格局去。骤眼看来，这种快感的转移虽未能收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规律，但其作为一种「自卫性」的保护机制，其实已变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明显是我们很多时会依赖於找寻比我们更不堪入目的人事物手法来肯定自己，从而促成对自己也是不堪入目的境况的掩饰，以逃避面对问题的复杂性。
天灾过後，到处满目疮痍，我们在传媒中努力寻找一个个符号化「贫穷」的面容。南亚诸国被视为一个「幻想地域」（imaginative geography），她「根本地」充满了东方主义论述的低下、封闭、贫困、神秘宗教思想充斥和专横跋扈的政权统治（Edward Said），其中的人民生活在近乎不可脱贫的天生命运之中；而相对之下以反观之，我们远胜他们。虽然有论者提出风险社会之说，来解释全球危机与那平安稳妥的普遍世界论述之对立局面，但它本身却过分强调了「非理性」（如天灾）的困境，最後导致更大的无力感：我们就是努力透过民主协作寻找共识以克服或减低风险，但谁能保证这种的民主能真箇地达到完善，并救我们脱离凶恶？若以多数人参与表态为社会的依归，但到头来，我们却又忽视了我们受制於我们非常有限的知识能力里，这说明了为何我们在选举时感到我们的一票非常重要，并且我们的决定拥有高度的主导性，但当选举结束後，我们又会慨叹我们那一票的微不足道。
幸福灾祸皆人为
面对南亚诸国与「香港福地说」的构建，我们免不了陷入一种对「幸福」的意义的设想中，也正因为此，我们是极力在整个贫富差距中，以「幸福」之名来维持这种彼此间的距离。在整个灾难之中，最令我们这群凝视着南亚人民的「福地存活者」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根本不如我们设想的惨不忍睹，甚至他们所要生活下去的方式跟我们无异——他们还是在吃喝玩乐。由传媒早前公布当地有儿童被拐卖，但後来却证实并无此事，然而国际救援组织却仍坚称此等事情迟早也会发生；又我们从数字上知道泰国政府本身也有能力独力灾後重建；其馀受灾国人民在物资缺乏上於海啸前後对其生活质素之影响并非如我们所想的大（对一个本身没有的人而言，他如何设想一种没有的没有？）；更有许多在灾後到访的「福地幸存者」在强化灾国人们的惨情。生活在灾国的人，他们只是想到暂往内陆迁移，洪水过後，他们也纷纷返回原居之地区继续如常生活。我们大概完全将灾国人民的生活异化为加倍放大後的痛苦，这种痛苦，使他们成了全球的弃婴，成为一种被囚禁在神圣的梦幻空间的活死人一样被看待与接济（Slavoj Zizek）。说实在的，「我们」与「他们」、「幸福」与「灾祸」都纯粹是人为的，这种情况下构建的「香港福地说」论述，就严格意义上的善和爱的要求来说，它从来未达到标准，故此，在南亚地震海啸之後，提出「天堂地狱说」的人，他们所看见的爱、守望相助，其作为救援的价值意义是存在的，但将之提升至爱与善的层次来表扬人的爱心，恰好是以地狱和不幸作为前提而论之的结果。
我们极力从别人身上寻找自身可以向往的「幸福」，其实都是徒劳无功，也是不可能的行动。「幸福」正是因为本身的不可能而应重新受到考虑。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到，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并非一种相对意识下的贫穷——以Moebius band那种巧妙反面的相遇来理解的幸福，而是一种从上述精神分析过程中所揭示的不可能的贫穷／幸福。这种贫穷正是对着「香港福地说」和「天堂地狱说」的最佳批判利器，让我们重新考虑「贫穷」如何与「福」构结上来，是如何在不可能中可能。
（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