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嘯之後，在許許多多的籌款活動上，都聽見「香港福地說」：我們身處在香港這片「福地」之上，既不是地震帶，海嘯危險也有鄰近的島國作天然屏障，使我們能免於種種大自然的水火土淹之災厄。此種地理上的「香港福地說」，其實並非新說，在政經和基督教會中早有此論述的發生。
「香港福地說」有其歷史發展的建構過程，甚至它是純粹一種社會建構的論述。打從八十年代經濟起飛，這種論述首先從政經上社會生態變遷所帶動。且看看當時的電視劇集和電影，不斷將內地同胞形塑成「表哥」、「表姐」、「表妹」，把粗枝大業農民式的動靜舉止符號化地加諸他們身上；中年適婚男士北上娶妻數字與現在北上尋花問柳不遑多樣，一個香港居留權在廣東省份仍有很高的叫價；家族回收得來的舊衣新家電一袋袋紅白藍過境回鄉的情景；還有普遍收入家庭辛苦賺錢到國內蓋房子等平常家事。這些現象都反映「香港福地說」的生根發芽成長茁壯的過程。
伴隨著社會的急速變化，基督教會亦在這個時候出現福音運動版本的「香港福地說」，因為七八年以後，內地教會才漸漸緩慢地與外界接觸，由聖樂的交流首先開始，至九十年代，兩地的互通才見頻繁起來。在這長達十數年之間，香港雖然面對九七回歸的心理問題，但正也是這種時代引發的危機感，促使香港教會更多地將自己置身於一個高度去看這片還未開發、潛力無限的石頭地。香港作為福地，相對於內地的封閉、沒有言論自由、傳道自由、聖經欠奉、屬靈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更突顯出自身坐擁比北美教會還要豐富的資源、無盡的物資、自由出入境吸收新知識的機會和大量向世界輸出中文福音培訓材料的本錢。
建基於自我優越
「香港福地說」無論在地理、政經及基督教會層面都建基於一種與他者相比較之自我優越上，並因這相對的關係而向他者發出拯救和援助。雖然從實效上，救援都能為他者提供適時的協助，但是從論述者本身來看，「香港福地說」的依歸是來自視他者的缺憾而獲得的，其中會否正正反映出提倡「香港福地說」者是在找尋一種身分價值，而其潛台詞是否出於一種對福地的純粹幻想？這樣的救濟行動會否類比為一種消費的意識形態更為貼切？
我認為這種優劣、福禍的想法很有趣，因為它本身正是將自己幻想作為一種完整無缺的個體，並能謝絕於林林總總的災禍。所以每每在個體（香港社會／香港教會）遇到他者落在危險時，如此一種的「福地說」便自自然然地被提出，目的是為到自己現在正處於的危險以一種他者的創傷來發揮移情作用，暫時隱藏自我的易碎和破裂之餘，也實現完美的自己，從救援的參與中獲得快感。這種將他者物化及神祕化的行為，最終假裝成為一種力量，阻止我們對自己作出認識。這是在「香港福地說」論述被提出的當下，將一種文化衝突理論架構牢固起來的反射作用：將自我和他者推到一種存在的「優」和存在的「劣」的格局去。驟眼看來，這種快感的轉移雖未能收到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規律，但其作為一種「自衛性」的保護機制，其實已變成我們的意識形態。明顯是我們很多時會依賴於找尋比我們更不堪入目的人事物手法來肯定自己，從而促成對自己也是不堪入目的境況的掩飾，以逃避面對問題的複雜性。
天災過後，到處滿目瘡痍，我們在傳媒中努力尋找一個個符號化「貧窮」的面容。南亞諸國被視為一個「幻想地域」（imaginative geography），她「根本地」充滿了東方主義論述的低下、封閉、貧困、神祕宗教思想充斥和專橫跋扈的政權統治（Edward Said），其中的人民生活在近乎不可脫貧的天生命運之中；而相對之下以反觀之，我們遠勝他們。雖然有論者提出風險社會之說，來解釋全球危機與那平安穩妥的普遍世界論述之對立局面，但它本身卻過分強調了「非理性」（如天災）的困境，最後導致更大的無力感：我們就是努力透過民主協作尋找共識以克服或減低風險，但誰能保證這種的民主能真箇地達到完善，並救我們脫離凶惡？若以多數人參與表態為社會的依歸，但到頭來，我們卻又忽視了我們受制於我們非常有限的知識能力裡，這說明了為何我們在選舉時感到我們的一票非常重要，並且我們的決定擁有高度的主導性，但當選舉結束後，我們又會慨歎我們那一票的微不足道。
幸福災禍皆人為
面對南亞諸國與「香港福地說」的構建，我們免不了陷入一種對「幸福」的意義的設想中，也正因為此，我們是極力在整個貧富差距中，以「幸福」之名來維持這種彼此間的距離。在整個災難之中，最令我們這群凝視著南亞人民的「福地存活者」所不能忍受的，是他們根本不如我們設想的慘不忍睹，甚至他們所要生活下去的方式跟我們無異——他們還是在吃喝玩樂。由傳媒早前公布當地有兒童被拐賣，但後來卻證實並無此事，然而國際救援組織卻仍堅稱此等事情遲早也會發生；又我們從數字上知道泰國政府本身也有能力獨力災後重建；其餘受災國人民在物資缺乏上於海嘯前後對其生活質素之影響並非如我們所想的大（對一個本身沒有的人而言，他如何設想一種沒有的沒有？）；更有許多在災後到訪的「福地倖存者」在強化災國人們的慘情。生活在災國的人，他們只是想到暫往內陸遷移，洪水過後，他們也紛紛返回原居之地區繼續如常生活。我們大概完全將災國人民的生活異化為加倍放大後的痛苦，這種痛苦，使他們成了全球的棄嬰，成為一種被囚禁在神聖的夢幻空間的活死人一樣被看待與接濟（Slavoj Zizek）。說實在的，「我們」與「他們」、「幸福」與「災禍」都純粹是人為的，這種情況下構建的「香港福地說」論述，就嚴格意義上的善和愛的要求來說，它從來未達到標準，故此，在南亞地震海嘯之後，提出「天堂地獄說」的人，他們所看見的愛、守望相助，其作為救援的價值意義是存在的，但將之提升至愛與善的層次來表揚人的愛心，恰好是以地獄和不幸作為前提而論之的結果。
我們極力從別人身上尋找自身可以嚮往的「幸福」，其實都是徒勞無功，也是不可能的行動。「幸福」正是因為本身的不可能而應重新受到考慮。耶穌在登山寶訓中提到，貧窮的人有福了！這並非一種相對意識下的貧窮——以Moebius band那種巧妙反面的相遇來理解的幸福，而是一種從上述精神分析過程中所揭示的不可能的貧窮／幸福。這種貧窮正是對著「香港福地說」和「天堂地獄說」的最佳批判利器，讓我們重新考慮「貧窮」如何與「福」構結上來，是如何在不可能中可能。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