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为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记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鲁迅）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尝尽了各种的苦难。外国的侵凌，内战的杀戮。种种的惨痛经历，记忆犹新，伤痕未平，眼泪未乾，血渍未净。人民却默然忍受，泪向内中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因而雀跃欢腾，充满憧憬。然而，斗争、杀戮不止、人民一个一个倒下。绵绵不绝的斗争，有因饥荒而死；因被无辜枪葬而仆下，因不堪斗争而上吊或投河自尽。畏缩、哑忍，中国大地如死般的沈寂。中国从此没了「真的声音」，有的是「假、大、空」。
天安门，是多麽美的名字啊！然而，天安门却是爱国青年学生的「死地」。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士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主权，集会於天安门，後至段祺瑞政府时的国务院请愿；不料段祺瑞竟下令开枪射杀群众，死者四十七人。掌权者诬指爱国青年学生为「暴徒」。暴徒——为执政者立下可杀之理由，将爱国青年学生变为可杀的罪者。执政者的卑鄙行为：指鹿为马，目的不外是掩饰其暴行。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北京市民带着花圈、诗词和传单追悼刚逝世的周恩来，传单是批评毛泽东策动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十万人的聚集，引来了三个师的军队及四万民兵。武力镇压下，打死及逮捕数千人，政府派了数百军人洗刷天安门广场的血渍。
毛泽东镇压杀人的理由——反革命暴乱。文化大革命带给人民无限的创伤和痛苦，但人民只是哀叹一声便遭杀身之害，为国操心者，又被诬指为文革命暴乱的人，杀人又有理由了。
「学生又有甚麽罪？
「我们走了，冲向天安门广场，为正义、为公理，我们并不奢望烈士的称号，只求作一个大写的人。」（天安门广场一同学的遗书）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学生们向人大常委请愿、要求；为在「反精神污染」及「反资产自由化」政治运动受屈的人平反；实行言论、新闻自由、容民间办报；公布最高领导人的收入和财产，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废除禁止集会、游行的规条，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三名学生跑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将请愿书高举过头顶，等待领导人的垂顾。结果是无声无息。
「一份血写的谏书，在国徽前高高举过头顶，牵动着阵阵悲楚的哭泣。
「哀乐低徊，悲风凝滞，春日暗淡，长空悲泣，你，睡意犹浓，梦眼迷离，吞吐着几缕渥浊之气息，默默不语。」（野夫）
如此的诉求，还是逃不过动乱的罪名。四月廿六日由《人民日报》社论定下了罪名，也为杀人装好了枪药，六月四日扣动了机枪，开动了坦克。学生的血灑在长安大街，身躯被坦克辗过，使血和肉与天安门广场的土地混合，看见的人不禁惊叫、颤抖。
怎会有如此凶残的暴行，政府竟开枪杀害自己的人民！
没有死人，掌权还是用一贯宣传的技俩对人民说话。可悲的，是目睹尸骸者不但相信，还代为解说。稍有良心者，实不应如此，难道衰亡的民族，是在不辨是非、沈默中灭去？
请愿、绝食，只是要求掌权者的垂怜而已，何须击杀，血染天安门？
九年了，不断有人为掌权者的凶残暴行解脱。中国经济好起来了，中国又释放民运人士了！难道不杀自己的人民，不囚禁无辜，我们的民族就会灭亡吗？这样的论调真使人痛苦、悲哀和愤慨。
九年了，我不曾再踏足天安门广场。正如九年前我没有安慰那死难者的家属，没有探访被囚在狱中的无辜者。然而，我没有忘记那淋漓的鲜血，那些失夫、失妻、失女、失子、失父、失母者的悲苦，被囚禁者的孤寂、被放逐者的飘泊。那些杀人者仍昂起头，骑在人民的头上。
我们若沈然，中国将无声。
九年了，我只有点点的心愿：
中国政府敞开国门，让所有被放逐的国民可自由返国；
中国政府打开监狱之门，让所有无辜者得以释放；
中国政府为自己的暴行向国民道歉，还死难者的清白。
九年了，死难者倘不埋在现今活着的人心中，那就真的永远地死掉。但我坚定地相信：「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第五六一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