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為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記一切利害，推開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魯迅）
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嚐盡了各種的苦難。外國的侵凌，內戰的殺戮。種種的慘痛經歷，記憶猶新，傷痕未平，眼淚未乾，血漬未淨。人民卻默然忍受，淚向內中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人民因而雀躍歡騰，充滿憧憬。然而，鬥爭、殺戮不止、人民一個一個倒下。綿綿不絕的鬥爭，有因飢荒而死；因被無辜槍葬而仆下，因不堪鬥爭而上吊或投河自盡。畏縮、啞忍，中國大地如死般的沈寂。中國從此沒了「真的聲音」，有的是「假、大、空」。
天安門，是多麼美的名字啊！然而，天安門卻是愛國青年學生的「死地」。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士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主權，集會於天安門，後至段祺瑞政府時的國務院請願；不料段祺瑞竟下令開槍射殺群眾，死者四十七人。掌權者誣指愛國青年學生為「暴徒」。暴徒——為執政者立下可殺之理由，將愛國青年學生變為可殺的罪者。執政者的卑鄙行為：指鹿為馬，目的不外是掩飾其暴行。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前，北京市民帶著花圈、詩詞和傳單追悼剛逝世的周恩來，傳單是批評毛澤東策動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幫的胡作非為。十萬人的聚集，引來了三個師的軍隊及四萬民兵。武力鎮壓下，打死及逮捕數千人，政府派了數百軍人洗刷天安門廣場的血漬。
毛澤東鎮壓殺人的理由——反革命暴亂。文化大革命帶給人民無限的創傷和痛苦，但人民只是哀歎一聲便遭殺身之害，為國操心者，又被誣指為文革命暴亂的人，殺人又有理由了。
「學生又有甚麼罪？
「我們走了，衝向天安門廣場，為正義、為公理，我們並不奢望烈士的稱號，只求作一個大寫的人。」（天安門廣場一同學的遺書）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學生們向人大常委請願、要求；為在「反精神污染」及「反資產自由化」政治運動受屈的人平反；實行言論、新聞自由、容民間辦報；公佈最高領導人的收入和財產，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廢除禁止集會、遊行的規條，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
三名學生跑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將請願書高舉過頭頂，等待領導人的垂顧。結果是無聲無息。
「一份血寫的諫書，在國徽前高高舉過頭頂，牽動著陣陣悲楚的哭泣。
「哀樂低徊，悲風凝滯，春日暗淡，長空悲泣，你，睡意猶濃，夢眼迷離，吞吐著幾縷渥濁之氣息，默默不語。」（野夫）
如此的訴求，還是逃不過動亂的罪名。四月廿六日由《人民日報》社論定下了罪名，也為殺人裝好了槍藥，六月四日扣動了機槍，開動了坦克。學生的血灑在長安大街，身軀被坦克輾過，使血和肉與天安門廣場的土地混合，看見的人不禁驚叫、顫抖。
怎會有如此兇殘的暴行，政府竟開槍殺害自己的人民！
沒有死人，掌權還是用一貫宣傳的技倆對人民說話。可悲的，是目睹屍骸者不但相信，還代為解說。稍有良心者，實不應如此，難道衰亡的民族，是在不辨是非、沈默中滅去？
請願、絕食，只是要求掌權者的垂憐而已，何須擊殺，血染天安門？
九年了，不斷有人為掌權者的兇殘暴行解脫。中國經濟好起來了，中國又釋放民運人士了！難道不殺自己的人民，不囚禁無辜，我們的民族就會滅亡嗎？這樣的論調真使人痛苦、悲哀和憤慨。
九年了，我不曾再踏足天安門廣場。正如九年前我沒有安慰那死難者的家屬，沒有探訪被囚在獄中的無辜者。然而，我沒有忘記那淋漓的鮮血，那些失夫、失妻、失女、失子、失父、失母者的悲苦，被囚禁者的孤寂、被放逐者的飄泊。那些殺人者仍昂起頭，騎在人民的頭上。
我們若沈然，中國將無聲。
九年了，我只有點點的心願：
中國政府敞開國門，讓所有被放逐的國民可自由返國；
中國政府打開監獄之門，讓所有無辜者得以釋放；
中國政府為自己的暴行向國民道歉，還死難者的清白。
九年了，死難者倘不埋在現今活著的人心中，那就真的永遠地死掉。但我堅定地相信：「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第五六一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