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教会发展来说，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意思是，它为香港的教会提供了一个不可忽略的议程。这个影响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剖析。
第一，若果我们相信教会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的话，那麽教会就不能排除社会对她的影响，这影响不但是她所用的言语，而更是她如何向当代人讲解基督教信仰内容。纵使基督教的信息可以用很抽象的言语和观念来表达，但它依然是要回应着当时的思潮。所以，当信仰不再回应着人类社会的处境和需要时，它已变成一套没有生命力的「真理」了。
若果我们以八九年民运作为一个例子的话，我们就发现香港教会自八九年後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例如，在八九年前，我们可能还讨论社会关怀与传福音的关系，但八九年後，往日甚少留意的课题，如政教关系、爱国和国庆、政治神学、宗教教育与公民教育、神学与後殖民理论、基督教与民主等成为教会的关注。当然这样的描述是片面的，因为在同一时期，香港教会却掀起一场对属灵神学的兴趣，这倾向可被理解为对六四事件另一种的回应态度。或许，我们当考虑如何平衡一种以社会处境为回应对象的神学和一种以人类心灵需要为回应对象的神学，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
第二，若果我们假设神学是人类的事业的话，神学就受社会决定；意思是，社会结构跟神学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因为神学是反映着社会结构，像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神学是没有价值中立，它代表着社会中某一建构。八九年後，香港人对人权和民主有很大程度的诉求，对六四事件有着一份很深的情意结，这种气氛和心情正弥漫着香港教会。虽然在社会中，有人转换立场（从批评中国政府到赞扬政府），但教会似乎对六四的看法没有很大的改变。或许在表达程度上比以往低调，但总括来说，教会对八九年民运的立场基本上是肯定的。
当然这跟教会所代表追求和执着真理有关，但教会的坚持正反映出社会某一种观念，就是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事实上，在香港人移民一事上，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已充分表达。所以，早於二年前，我们可以明白为何很多基督徒对教会人士自筹国庆抱着一份很气忿的心情，并批评他们为「忽然爱国」；近期的选举委员会宗教界代表又是另一争议。或许，问题可能不是谁是谁非，而是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所谓的信仰讨论已被个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所支配了。
第三，虽然教会受着社会的影响，但这不代表着教会对社会没有一点正面作用，因为教会本身不单是受社会所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她更是一个社会实存(a social reality)。所以，教会亦是一个独立的变数。例如，当马克斯批评神学为某一社会经济阶层的表达时，他却受着当时黑格尔的神学影响，以致他能抨击当时的神学和社会。另一个例子就是当代的解放神学。八九年民运距今已有九年，究竟香港的教会和神学可以怎样影响它的发展呢？坦白说，我没有甚麽很独特的意见，或许是我们时常所讲的发展本土神学吧！但我相信教会的影响力不单在思想层面上，更在其实质生活实践上。事实上，教会可被看为一个公民社会，当中不但鼓励理性和开放的讨论，更强调成员美德的培育。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无形中可强化我们公民文化的美德，以致我们的社会能坚持真理。坦白说，我从来不会高估教会的影响力，但教会亦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或许，问题不在於教会拥有多少权力，而在於她是否忠诚於上帝。
六四纪念正提醒教会需要对其身处的社会有更大的敏锐，以致我们的信仰能为我们的人民带来意义和出路。同样，我们亦要对塑造我们的社会结构醒觉，以致我们尽可能不曲解信仰。
（第五六一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