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教會發展來說，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扮演著一個決定性的影響；意思是，它為香港的教會提供了一個不可忽略的議程。這個影響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剖析。
第一，若果我們相信教會不能脫離人類社會的話，那麼教會就不能排除社會對她的影響，這影響不但是她所用的言語，而更是她如何向當代人講解基督教信仰內容。縱使基督教的信息可以用很抽象的言語和觀念來表達，但它依然是要回應著當時的思潮。所以，當信仰不再回應著人類社會的處境和需要時，它已變成一套沒有生命力的「真理」了。
若果我們以八九年民運作為一個例子的話，我們就發現香港教會自八九年後起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例如，在八九年前，我們可能還討論社會關懷與傳福音的關係，但八九年後，往日甚少留意的課題，如政教關係、愛國和國慶、政治神學、宗教教育與公民教育、神學與後殖民理論、基督教與民主等成為教會的關注。當然這樣的描述是片面的，因為在同一時期，香港教會卻掀起一場對屬靈神學的興趣，這傾向可被理解為對六四事件另一種的回應態度。或許，我們當考慮如何平衡一種以社會處境為回應對象的神學和一種以人類心靈需要為回應對象的神學，而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
第二，若果我們假設神學是人類的事業的話，神學就受社會決定；意思是，社會結構跟神學有著很密切的關聯，因為神學是反映著社會結構，像其他的意識形態一樣，神學是沒有價值中立，它代表著社會中某一建構。八九年後，香港人對人權和民主有很大程度的訴求，對六四事件有著一份很深的情意結，這種氣氛和心情正瀰漫著香港教會。雖然在社會中，有人轉換立場（從批評中國政府到讚揚政府），但教會似乎對六四的看法沒有很大的改變。或許在表達程度上比以往低調，但總括來說，教會對八九年民運的立場基本上是肯定的。
當然這跟教會所代表追求和執著真理有關，但教會的堅持正反映出社會某一種觀念，就是對中國政府的信任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事實上，在香港人移民一事上，這種不信任的態度已充分表達。所以，早於二年前，我們可以明白為何很多基督徒對教會人士自籌國慶抱著一份很氣忿的心情，並批評他們為「忽然愛國」；近期的選舉委員會宗教界代表又是另一爭議。或許，問題可能不是誰是誰非，而是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所謂的信仰討論已被個人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和立場所支配了。
第三，雖然教會受著社會的影響，但這不代表著教會對社會沒有一點正面作用，因為教會本身不單是受社會所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她更是一個社會實存(a social reality)。所以，教會亦是一個獨立的變數。例如，當馬克斯批評神學為某一社會經濟階層的表達時，他卻受著當時黑格爾的神學影響，以致他能抨擊當時的神學和社會。另一個例子就是當代的解放神學。八九年民運距今已有九年，究竟香港的教會和神學可以怎樣影響它的發展呢？坦白說，我沒有甚麼很獨特的意見，或許是我們時常所講的發展本土神學吧！但我相信教會的影響力不單在思想層面上，更在其實質生活實踐上。事實上，教會可被看為一個公民社會，當中不但鼓勵理性和開放的討論，更強調成員美德的培育。這樣的一個社會就無形中可強化我們公民文化的美德，以致我們的社會能堅持真理。坦白說，我從來不會高估教會的影響力，但教會亦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或許，問題不在於教會擁有多少權力，而在於她是否忠誠於上帝。
六四紀念正提醒教會需要對其身處的社會有更大的敏銳，以致我們的信仰能為我們的人民帶來意義和出路。同樣，我們亦要對塑造我們的社會結構醒覺，以致我們儘可能不曲解信仰。
（第五六一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