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六月四日，三千二百多天後的深夜，脑海中又再浮现老师愤慨的声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埋藏了的哀恸慢慢湿了我的眼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北京的同胞被黑暗的广场吞噬了。可是——死亡并未能把我们分隔。这九年来，我们的烈士都存活在我的心里；令我们这幸存者惭愧的是，这数年间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淡忘的记忆逐渐窒息了受难者存活的空间，九年前的苦难彷佛已在这土地上被蒸发掉了。今天我们竟然需要为纪念六四答辩！
让善忘的人铭记着蒋培坤教授的话：「遗忘，就意味着将那受害者再杀害一次。我们没有能力阻止他们第一次被杀害，我们绝不容忍他们被杀害第二次。」遗忘不单是让死难同胞再次遭害，遗忘更是坐视凶徒强暴历史。悼念本身便是捍卫这段血染的历史的行动。每一次我们要求平反八九年的「反革命运动」，每一次我们悼念广场上的「暴徒」，我们都与屠城者进行一场斗争，一场谎言与真相的斗争。遗忘是接受说谎者对史实的扭曲，遗忘是默许谎言污蔑英烈的名节，遗忘是一种令人蒙羞的罪行。
米兰．昆德拉曾如是说：「人民与专制政权的斗争是一场回忆与遗忘的斗争。」但集体的回忆并不必然是具有颠覆力量的记忆。惟有当苦难与盼望的故事的传颂成为默茨(J. B. Metz)所谓的「危险的回忆」(Dangerous Memory)，六四的纪念才能化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桥头堡。
「危险回忆」并不是那种「想当年」的回忆，并不是那种把一切危险与磨难，一切挑战与期盼都过滤掉的回忆。「危险回忆」是具有挑战性的回忆——她刺穿把历史美化的轻纱，让人们能融入受难者的悲苦。她是批判性的回忆(Memory as Critique)。具有批判性的回忆迫使我们面对受难者，面向他们答辩；具有批判性的回忆要我们站在受难者的角度去判断现实。她让被遗忘、被摒弃的受苦、受压迫、被剥削、被支配的苦主，再次从过往的空间进入我们今天的世界，不让时间把受苦的人民埋葬，使他们临在我们的场境。
「危险回忆」除了是批判性的回忆，亦是具有「未来内容的回忆」。换句话说，「危险回忆」不单只让过去的苦难进入现在，使我们可以有一批判的角度去审视现实，她还让过去的受难者的诉求不被遗忘，甚至塑造我们对未来的诉求和盼望。因此默茨曾说：「任何一场反抗压迫的起义，都从受难回忆的颠覆性力量中得到支持。」
若我们的信仰是要向公众负责公开的见证，「危险的回忆」便是这样的信仰反省的丰富素材。莎朗．威雪(Sharon Welch)在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 Solidarity: A Feminist Theology of Liberation一书中指出：「解放神学建基於危险回忆，她重述人类苦难的历史。这些被压迫者的历史记述同时是事实的描述和批判。……对抗社会制度的回忆是危险的，它们是对一个自称自然，理所当然，或不可避免的秩序的抗争的见证。」
面对满於中国、香港的现况而遗忘╱否定六四的氛围，让我们承继六四的精神，让六四的悼念成为批判现实，具有未来内容的「危险回忆」，让我们拾起这场艰辛长跑的棒子，让我们传颂这场悲壮的运动，让我们把中国民主运动的火炬薪火相传下去。
（第五六一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