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六月四日，三千二百多天後的深夜，腦海中又再浮現老師憤慨的聲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埋藏了的哀慟慢慢濕了我的眼眶。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北京的同胞被黑暗的廣場吞噬了。可是——死亡並未能把我們分隔。這九年來，我們的烈士都存活在我的心裏；令我們這倖存者慚愧的是，這數年間他們的日子並不好過。淡忘的記憶逐漸窒息了受難者存活的空間，九年前的苦難彷彿已在這土地上被蒸發掉了。今天我們竟然需要為紀念六四答辯！
讓善忘的人銘記著蔣培坤教授的話：「遺忘，就意味著將那受害者再殺害一次。我們沒有能力阻止他們第一次被殺害，我們絕不容忍他們被殺害第二次。」遺忘不單是讓死難同胞再次遭害，遺忘更是坐視兇徒強暴歷史。悼念本身便是捍衛這段血染的歷史的行動。每一次我們要求平反八九年的「反革命運動」，每一次我們悼念廣場上的「暴徒」，我們都與屠城者進行一場鬥爭，一場謊言與真相的鬥爭。遺忘是接受說謊者對史實的扭曲，遺忘是默許謊言污蔑英烈的名節，遺忘是一種令人蒙羞的罪行。
米蘭•昆德拉曾如是說：「人民與專制政權的鬥爭是一場回憶與遺忘的鬥爭。」但集體的回憶並不必然是具有顛覆力量的記憶。惟有當苦難與盼望的故事的傳頌成為默茨(J. B. Metz)所謂的「危險的回憶」(Dangerous Memory)，六四的紀念才能化為凝聚人民力量的橋頭堡。
「危險回憶」並不是那種「想當年」的回憶，並不是那種把一切危險與磨難，一切挑戰與期盼都過濾掉的回憶。「危險回憶」是具有挑戰性的回憶——她刺穿把歷史美化的輕紗，讓人們能融入受難者的悲苦。她是批判性的回憶(Memory as Critique)。具有批判性的回憶迫使我們面對受難者，面向他們答辯；具有批判性的回憶要我們站在受難者的角度去判斷現實。她讓被遺忘、被摒棄的受苦、受壓迫、被剝削、被支配的苦主，再次從過往的空間進入我們今天的世界，不讓時間把受苦的人民埋葬，使他們臨在我們的場境。
「危險回憶」除了是批判性的回憶，亦是具有「未來內容的回憶」。換句話說，「危險回憶」不單只讓過去的苦難進入現在，使我們可以有一批判的角度去審視現實，她還讓過去的受難者的訴求不被遺忘，甚至塑造我們對未來的訴求和盼望。因此默茨曾說：「任何一場反抗壓迫的起義，都從受難回憶的顛覆性力量中得到支持。」
若我們的信仰是要向公眾負責公開的見證，「危險的回憶」便是這樣的信仰反省的豐富素材。莎朗•威雪(Sharon Welch)在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 & Solidarity: A Feminist Theology of Liberation一書中指出：「解放神學建基於危險回憶，她重述人類苦難的歷史。這些被壓迫者的歷史記述同時是事實的描述和批判。……對抗社會制度的回憶是危險的，它們是對一個自稱自然，理所當然，或不可避免的秩序的抗爭的見證。」
面對滿於中國、香港的現況而遺忘╱否定六四的氛圍，讓我們承繼六四的精神，讓六四的悼念成為批判現實，具有未來內容的「危險回憶」，讓我們拾起這場艱辛長跑的棒子，讓我們傳頌這場悲壯的運動，讓我們把中國民主運動的火炬薪火相傳下去。
（第五六一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