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的面貌在七一游行後改变了不少。一直以来香港人都政治冷感，而中产阶级及专业人士更是如此。毕竟，中产及专业人士大多相信自力更生，亦因而会倾向维持现状、不会热衷於政治事务。
也许这几年政府的施政，已无情地打破自力更生的神话。中产及专业人士也不再是缄默的一群。调查显示中产及专业人士是七一大游行的主要参与者，而他们反政府的情绪亦比别的阶层浓厚。专业人士的政治参与在近年亦空前积极。律师公会早已成为政界一把响亮的声音，即使是比较保守的专业人士如医生等，於七一前後亦高调地公开论政。
香港的社会运动已於七一後写上新的一页。中产阶级将会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而专业人士日趋高调的参与，也许能够为香港沉闷的政治争论注入清流。
专业信徒与保守教会
中产阶层及专业人士於香港社会运动的角色，又与基督教界何干呢？倘若我们不太善忘的话，我们或会记起数年前关於教会中产化的讨论。香港的基督徒大部分都属於中产阶层，多从事专业及管理工作。人的思想，或多或少会受到他所属阶层的次文化所影响。即使我们假设各阶层中的基督徒都能「出淤泥而不染」，其阶层的次文化至少也会对其想法带来一定的冲击。中产阶层及专业人士的政治觉醒，总会为基督徒带来一点影响。
也许是源於所属阶层的觉醒，亦也许是出於关社基督徒的潜移默化，基督徒於七一期间的政治参与亦算积极。从七一游行前那祈祷会中的人山人海，我们或能估计到基督徒的参与有多积极。即使基督徒在社会参与上仍有不少不足之处，我们肯定已不能再批评基督徒政治冷感。
然而，基督徒於政治上的参与却被局限於个人层面。比如说发起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中纵有基督教的组织，作为基督新教的主流之一的福音派当中却没有任何代表。几个最大的基督教宗派如宣道会、播道会等也没有在七一期间做过甚麽，与它们在如赌波合法化等事上的高调大相迳庭。
平信徒於社会事务上较积极参与，教会本身却倾向退缩保守。平信徒与教会在社会的关怀的事上，存在着一条不窄的断层。
以平信徒运动推动社关
教会之所以对社会运动如斯冷感，其原因或是因为老一辈的基督徒仍持教会不应该与俗事的保守观念、或是因为关怀社会的神学仍未能影响教会日常运作的层面。这等间题都值得我们批判以求完善。然而，教会之所以对社会运动反应缓慢，部分原因乃在於本身的限制，非不为实不能也。
我们或许要问一个问题：究竟基督教界内有甚麽组织可以参与社会运动呢？香港的堂会普遍多属中小型，要集中资源於社会运动之上并不容易。堂会也有其本身的工作，如牧养、关顾及布道等。对於人力物力皆有限的小堂会来说，它们若要以一己绵力参与波澜壮阔的社会活动，似是力有不逮。当然，一些逾千人的大堂会会有这种能力，笔者亦认为这些堂会有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责任，只是这类型的堂会并非多数。
倘若堂会要参与社会运动存在着实际上的困难，那麽我们便需要成立堂会外的机构以统筹基督教自的社会运动。然而，现存的基督教社关机构却未能担此重任。其中一个原因是社关机构因神学或宗派的问题而山头林立，未能真正担起统筹及领导的重任。
然而基督教机构存在着更致命的问题。目前基督教关社机构在回应社会问题时，往往只能停留在表态的层面上。他们的纲领往往只是追随世俗机构，而他们的回应往往只有基督徒才会明白的神学宣言。
基督教关社机构的负责人大多为教牧或神学工作者。他们的重点往往放在回应社会问题的信仰原则，而非社会运动的具体方案。信仰原则的建立固然重要，但空有这个原则却是不能成事。我们需要再进一步，找出实践原则的可行方案。这些教牧及神学工作者所不能提供的。美国人有个讲法：「没有共和党的筑路方法。」（There is no republican way to build a road.）社会变革的实践不能只靠原则，在实践信仰原则时，我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世俗的技术和知识。
这个缺口唯有专业的基督徒才能填补。在日趋理性化的现代政治，唯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有改革社会的力量。七一游行对基督教界最大的启示，就是专业人士有改革社会的力量。倘若基督教的社关事工要有所为，专业界的平信徒乃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需要以平信徒为骨干的社会运动，而非继续单单寄望教会高层再做些甚麽。
专业信徒群体的新角色
笔者曾经於某专业信徒的团契聚会过。那时候该团契对社会事务并不热心，一些团友甚至只视之为逃避压力的避风塘。然而时至今日，专业信徒当思索他们的群体是否只应是「围威喂」的小圈子。
专业信徒群体之所以要存在，乃是因为他们能提供一般堂会所不能提供的功能。本着专业知识替基督教界发出先知的呼喊，是他们不能逃避的责任，也是唯独他们才能实践的使命。
昔日保守的专业团体於这风急雨大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投入香港近日的社会运动。只愿专业的基督徒也同样能够觉醒，运用自己的恩赐就社会事务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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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四七期，二○○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