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面貌在七一遊行後改變了不少。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政治冷感，而中產階級及專業人士更是如此。畢竟，中產及專業人士大多相信自力更生，亦因而會傾向維持現狀、不會熱衷於政治事務。
也許這幾年政府的施政，已無情地打破自力更生的神話。中產及專業人士也不再是緘默的一群。調查顯示中產及專業人士是七一大遊行的主要參與者，而他們反政府的情緒亦比別的階層濃厚。專業人士的政治參與在近年亦空前積極。律師公會早已成為政界一把響亮的聲音，即使是比較保守的專業人士如醫生等，於七一前後亦高調地公開論政。
香港的社會運動已於七一後寫上新的一頁。中產階級將會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力量。而專業人士日趨高調的參與，也許能夠為香港沉悶的政治爭論注入清流。
專業信徒與保守教會
中產階層及專業人士於香港社會運動的角色，又與基督教界何干呢？倘若我們不太善忘的話，我們或會記起數年前關於教會中產化的討論。香港的基督徒大部分都屬於中產階層，多從事專業及管理工作。人的思想，或多或少會受到他所屬階層的次文化所影響。即使我們假設各階層中的基督徒都能「出淤泥而不染」，其階層的次文化至少也會對其想法帶來一定的衝擊。中產階層及專業人士的政治覺醒，總會為基督徒帶來一點影響。
也許是源於所屬階層的覺醒，亦也許是出於關社基督徒的潛移默化，基督徒於七一期間的政治參與亦算積極。從七一遊行前那祈禱會中的人山人海，我們或能估計到基督徒的參與有多積極。即使基督徒在社會參與上仍有不少不足之處，我們肯定已不能再批評基督徒政治冷感。
然而，基督徒於政治上的參與卻被局限於個人層面。比如說發起七一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中縱有基督教的組織，作為基督新教的主流之一的福音派當中卻沒有任何代表。幾個最大的基督教宗派如宣道會、播道會等也沒有在七一期間做過甚麼，與它們在如賭波合法化等事上的高調大相逕庭。
平信徒於社會事務上較積極參與，教會本身卻傾向退縮保守。平信徒與教會在社會的關懷的事上，存在著一條不窄的斷層。
以平信徒運動推動社關
教會之所以對社會運動如斯冷感，其原因或是因為老一輩的基督徒仍持教會不應該與俗事的保守觀念、或是因為關懷社會的神學仍未能影響教會日常運作的層面。這等間題都值得我們批判以求完善。然而，教會之所以對社會運動反應緩慢，部分原因乃在於本身的限制，非不為實不能也。
我們或許要問一個問題：究竟基督教界內有甚麼組織可以參與社會運動呢？香港的堂會普遍多屬中小型，要集中資源於社會運動之上並不容易。堂會也有其本身的工作，如牧養、關顧及佈道等。對於人力物力皆有限的小堂會來說，它們若要以一己綿力參與波瀾壯闊的社會活動，似是力有不逮。當然，一些逾千人的大堂會會有這種能力，筆者亦認為這些堂會有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責任，只是這類型的堂會並非多數。
倘若堂會要參與社會運動存在著實際上的困難，那麼我們便需要成立堂會外的機構以統籌基督教自的社會運動。然而，現存的基督教社關機構卻未能擔此重任。其中一個原因是社關機構因神學或宗派的問題而山頭林立，未能真正擔起統籌及領導的重任。
然而基督教機構存在著更致命的問題。目前基督教關社機構在回應社會問題時，往往只能停留在表態的層面上。他們的綱領往往只是追隨世俗機構，而他們的回應往往只有基督徒才會明白的神學宣言。
基督教關社機構的負責人大多為教牧或神學工作者。他們的重點往往放在回應社會問題的信仰原則，而非社會運動的具體方案。信仰原則的建立固然重要，但空有這個原則卻是不能成事。我們需要再進一步，找出實踐原則的可行方案。這些教牧及神學工作者所不能提供的。美國人有個講法：「沒有共和黨的築路方法。」（There is no republican way to build a road.）社會變革的實踐不能只靠原則，在實踐信仰原則時，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運用世俗的技術和知識。
這個缺口唯有專業的基督徒才能填補。在日趨理性化的現代政治，唯有專業知識的人才有改革社會的力量。七一遊行對基督教界最大的啟示，就是專業人士有改革社會的力量。倘若基督教的社關事工要有所為，專業界的平信徒乃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需要以平信徒為骨幹的社會運動，而非繼續單單寄望教會高層再做些甚麼。
專業信徒群體的新角色
筆者曾經於某專業信徒的團契聚會過。那時候該團契對社會事務並不熱心，一些團友甚至只視之為逃避壓力的避風塘。然而時至今日，專業信徒當思索他們的群體是否只應是「圍威喂」的小圈子。
專業信徒群體之所以要存在，乃是因為他們能提供一般堂會所不能提供的功能。本著專業知識替基督教界發出先知的呼喊，是他們不能逃避的責任，也是唯獨他們才能實踐的使命。
昔日保守的專業團體於這風急雨大的時刻，史無前例的投入香港近日的社會運動。只願專業的基督徒也同樣能夠覺醒，運用自己的恩賜就社會事務仗義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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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四七期，二○○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