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历七一、七九之後，一时间香港民主化的问题又提升到公众意识的高位。相信不少信徒也会问，到底教会在这次民主运动中的定位应该怎样。本文尝试退後一步，先问在过往历史中，香港教会参与社会、政治事务上的历史是怎样的，从而展望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能提纲挈领地简单介绍事情，难作深入交代及分析。笔者的看法是，可能有信徒期望教会应作更大幅度的参与，但从过往的历史所见，恐怕更多信徒以至教会领袖心中，仍然未有此准备。
战前的情况
香港教会提供社会服务，实始於鸦片战争後首批传教士来港之时。但初时只由差会及华人教会斥资，规模不大。至一八七三年政府提供教育补助予民间办学团体开办学校，教会得以利用这条资助的渠道，大量开办初级学校（小学），由是开始，这种由政府提供资助，教会开办福利事业（当时主要是教育）的合作模式即已确立，到今天仍无大改变。当时已参与这类事业的教会包括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所属的堂会、天主教等等。值得留意的是至一九二○年以前，政府只提供办学资助予教会背境的学校，之後政府才开放补助制度，资助教会以外的民间团体（如东华医院、孔圣堂等）等机构开办学校。
然而在战前，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全然是合作夥伴的关系，也曾有过对立的情况。战前一次重要的教会与政府对立事件，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反蓄婢事件」。事缘辛亥革命以後，中国已渐次废除蓄婢制度，当时香港仍未跟上，蓄婢仍属合法。一些在港的英国人开始争取立法反蓄婢，而在港的华人教会亦全力支持，致使成为战前香港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运动，这次事件扰攘达十年之久，而参与的都是当时教会上的头面人物。然而反蓄婢是一「单一议题事件（single issue politics）」，未见参与者将这项议题推展至更全面的社会改革议题，或政制改革的高度。从反蓄婢事件所见，在战前香港教会虽然与政府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立场鲜明的对立的一面。
战後至一九八二年间政府与教会的关系
至二次大战之後，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呈多线发展，第一线是沿用战前的路线，持续与政府福利事业夥伴的关系。特别是自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政府大量增加在教育及社会服务方面的投入，教会机构亦透过政府资助，以「政府出鸡，机构出豉油」的条件大幅扩充教会的教育及社会福利事业。至於战前由大教会领袖出头批评政府部分施政，并不惜进行抗争的态势，再没有出现了。即使被指为「粉红色主教」 的圣公会港澳教区主教何明华会督，间或有批评政府施政，亦未见上升至整体社会改革、政制改革的议题。
笔者相信出现这个情况，与战後香港的政治局势有关。四九以後的二十多年间香港成了左、右派政府力量角力的场所，加上东西方冷战、殖民地政府的家长式管治等，都使人少谈政治。即使今天被视为「民生」、「福利」的议题如争取艇户上楼、反对公共事业加价等，在当时的情况已足以构成挑战政府的罪名。在此政治气氛之下，可以理解教会何以并未开出一个更大的参政空间。
第二线是战後在港兴起的福音派路线。他们大多是继承了战前在中国内地兴起的小群教会、奋兴布道家的路线，着重天国事工，质疑在现世兴办福利事业的价值。至七十年代，这类福音派路线的教会仍在辩论「教会应否关心社会」的问题，更遑论成为一股社会改革、推动政治发展的力量了。要到一九七四年的洛桑会议之後，福音派教会才渐渐放下这个思想包袱。这类教会之後融入战前香港教会已有的路线，成为政府福利事业的夥伴。
第三线是保护市民权益，不惜以社会行动方式与政府进行抗争者。一九七○年代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下称工委会）便是这条线路的代表，而在此以後，工委会更尝试推动有关劳工的立法，倡议香港设立中央工积金等制度层次的改革。工委会是七十年代香港社会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之後柴湾浸信会推动争取兴建东区医院等，都可归入此类。然而我们应要留意，在云云教会及机构中，走这条路线者只属相当少数，而其参与者在当时仍属青年信徒，或「非主流」的领袖。
总括而言，除少数例子外，战後至一九八二年以前香港华人教会对於政府，大体上与政府是颇为合作的，挑战政府施政者只是少数例外，教会并未如前战般，成为一股有分量的挑战政府施政力量，亦未见提出推动社会改革、民主化等的诉求。
中英谈判至九十年代间的情况
自一九八二年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华，一九八四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一时间香港前途问题成为港人关注的重要议题，普罗市民也非常关心事态发展，教会也难置身事外。加上自洛桑会议之後，部分原先较为保守的福音派教会已脱去了关心社会的包袱，这正好迎上「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於是教会内一批较年轻的基督徒及教会领袖开始推动信徒留意事态，并尝试提出各种对香港前途的愿景。笔者当时正值高中至大学阶段，亲见教会内唱着的是《风雨念香江》一类的诗歌，查经是研究尼希米先知对国家的承担，周会也会邀请区议员来教会分享。教会的大环境也是这样，几个基督徒的政治关注组织，例如基督徒守望社、香港基督徒学会（一九八八年成立）、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一九八七年成立）、《时代论坛》周报（一九八七年成立）等，也是因应局势发展而产生的。虽然在这一波事件中积极参与的多是年青基督徒及在当时仍属「非主流」的领袖（如之後参选立法局选举的冯志活及涂谨申），但以笔者观察，这段期间已是史上香港教会最积极留意并参与政治事务的时候了。
八九年六四事件是八十年代教会参与政治事务的转捩点。六四事件激化中港矛盾，内地官员与港英官员的角力又使得情况极端化，参与者无论站在接近中方一边，还是接近香港民主派一边，都会招来激烈的非议，面对巨大政治压力。八九年以後的一段时子，教会仍会谈一点政治事务，但其主线已成了医治六四伤痕，已缺乏之前谈香港前途问题、香港民主化进程的热度了。踏入九十年代，教会最常讨论的话题已不是社会政治事务了，而是教会小组化的问题，至九七以後更是以敬拜赞美成为教会的热门课题，距离参与具体的社会事务、政治事务，是愈走愈远了。
结语
自开埠以来，香港教会虽有批评政府施政，甚至不惜进行抗争的时候，然而在历史上这些情况只属片段式的事件，至战後更难见主流教会领袖进行这类活动。一直以来教会的「社关」是指服务性的事工，而过程中又与政府有着千线万缕的关系，未见教会的社关事工能成为一股推动社会改革，并上升至政制改革层面的力量。纵有参与者民主运动者，也非教会的主流人物。再加上踏入九十年代，随着小组化、敬拜赞美的大流之下，实难想象教会能积聚起能量成为一股推动民主化的力量，也难望在这种思想气氛之下，能培育出推动社会改革、政制改革的信徒及领袖。展望将来，笔者认为个别教会领袖或许能在民主化运动中作贡献，但整体教会相信仍未有此准备。
（後七一本土政教关系前路探索系列之三。作者为教文组成员。）
（第八四六期，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