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經歷七一、七九之後，一時間香港民主化的問題又提升到公眾意識的高位。相信不少信徒也會問，到底教會在這次民主運動中的定位應該怎樣。本文嘗試退後一步，先問在過往歷史中，香港教會參與社會、政治事務上的歷史是怎樣的，從而展望將來可能出現的情況。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能提綱挈領地簡單介紹事情，難作深入交代及分析。筆者的看法是，可能有信徒期望教會應作更大幅度的參與，但從過往的歷史所見，恐怕更多信徒以至教會領袖心中，仍然未有此準備。
戰前的情況
香港教會提供社會服務，實始於鴉片戰爭後首批傳教士來港之時。但初時只由差會及華人教會斥資，規模不大。至一八七三年政府提供教育補助予民間辦學團體開辦學校，教會得以利用這條資助的渠道，大量開辦初級學校（小學），由是開始，這種由政府提供資助，教會開辦福利事業（當時主要是教育）的合作模式即已確立，到今天仍無大改變。當時已參與這類事業的教會包括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所屬的堂會、天主教等等。值得留意的是至一九二○年以前，政府只提供辦學資助予教會背境的學校，之後政府才開放補助制度，資助教會以外的民間團體（如東華醫院、孔聖堂等）等機構開辦學校。
然而在戰前，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並非全然是合作夥伴的關係，也曾有過對立的情況。戰前一次重要的教會與政府對立事件，是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發生的「反蓄婢事件」。事緣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已漸次廢除蓄婢制度，當時香港仍未跟上，蓄婢仍屬合法。一些在港的英國人開始爭取立法反蓄婢，而在港的華人教會亦全力支持，致使成為戰前香港史上一次重要的社會運動，這次事件擾攘達十年之久，而參與的都是當時教會上的頭面人物。然而反蓄婢是一「單一議題事件（single issue politics）」，未見參與者將這項議題推展至更全面的社會改革議題，或政制改革的高度。從反蓄婢事件所見，在戰前香港教會雖然與政府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立場鮮明的對立的一面。
戰後至一九八二年間政府與教會的關係
至二次大戰之後，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呈多線發展，第一線是沿用戰前的路線，持續與政府福利事業夥伴的關係。特別是自五、六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大量增加在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的投入，教會機構亦透過政府資助，以「政府出雞，機構出豉油」的條件大幅擴充教會的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至於戰前由大教會領袖出頭批評政府部分施政，並不惜進行抗爭的態勢，再沒有出現了。即使被指為「粉紅色主教」 的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何明華會督，間或有批評政府施政，亦未見上升至整體社會改革、政制改革的議題。
筆者相信出現這個情況，與戰後香港的政治局勢有關。四九以後的二十多年間香港成了左、右派政府力量角力的場所，加上東西方冷戰、殖民地政府的家長式管治等，都使人少談政治。即使今天被視為「民生」、「福利」的議題如爭取艇戶上樓、反對公共事業加價等，在當時的情況已足以構成挑戰政府的罪名。在此政治氣氛之下，可以理解教會何以並未開出一個更大的參政空間。
第二線是戰後在港興起的福音派路線。他們大多是繼承了戰前在中國內地興起的小群教會、奮興佈道家的路線，著重天國事工，質疑在現世興辦福利事業的價值。至七十年代，這類福音派路線的教會仍在辯論「教會應否關心社會」的問題，更遑論成為一股社會改革、推動政治發展的力量了。要到一九七四年的洛桑會議之後，福音派教會才漸漸放下這個思想包袱。這類教會之後融入戰前香港教會已有的路線，成為政府福利事業的夥伴。
第三線是保護市民權益，不惜以社會行動方式與政府進行抗爭者。一九七○年代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下稱工委會）便是這條線路的代表，而在此以後，工委會更嘗試推動有關勞工的立法，倡議香港設立中央工積金等制度層次的改革。工委會是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的一股重要力量。之後柴灣浸信會推動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等，都可歸入此類。然而我們應要留意，在云云教會及機構中，走這條路線者只屬相當少數，而其參與者在當時仍屬青年信徒，或「非主流」的領袖。
總括而言，除少數例子外，戰後至一九八二年以前香港華人教會對於政府，大體上與政府是頗為合作的，挑戰政府施政者只是少數例外，教會並未如前戰般，成為一股有分量的挑戰政府施政力量，亦未見提出推動社會改革、民主化等的訴求。
中英談判至九十年代間的情況
自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一九八四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一時間香港前途問題成為港人關注的重要議題，普羅市民也非常關心事態發展，教會也難置身事外。加上自洛桑會議之後，部分原先較為保守的福音派教會已脫去了關心社會的包袱，這正好迎上「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於是教會內一批較年輕的基督徒及教會領袖開始推動信徒留意事態，並嘗試提出各種對香港前途的願景。筆者當時正值高中至大學階段，親見教會內唱著的是《風雨念香江》一類的詩歌，查經是研究尼希米先知對國家的承擔，週會也會邀請區議員來教會分享。教會的大環境也是這樣，幾個基督徒的政治關注組織，例如基督徒守望社、香港基督徒學會（一九八八年成立）、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一九八七年成立）、《時代論壇》週報（一九八七年成立）等，也是因應局勢發展而產生的。雖然在這一波事件中積極參與的多是年青基督徒及在當時仍屬「非主流」的領袖（如之後參選立法局選舉的馮志活及涂謹申），但以筆者觀察，這段期間已是史上香港教會最積極留意並參與政治事務的時候了。
八九年六四事件是八十年代教會參與政治事務的轉捩點。六四事件激化中港矛盾，內地官員與港英官員的角力又使得情況極端化，參與者無論站在接近中方一邊，還是接近香港民主派一邊，都會招來激烈的非議，面對巨大政治壓力。八九年以後的一段時子，教會仍會談一點政治事務，但其主線已成了醫治六四傷痕，已缺乏之前談香港前途問題、香港民主化進程的熱度了。踏入九十年代，教會最常討論的話題已不是社會政治事務了，而是教會小組化的問題，至九七以後更是以敬拜讚美成為教會的熱門課題，距離參與具體的社會事務、政治事務，是愈走愈遠了。
結語
自開埠以來，香港教會雖有批評政府施政，甚至不惜進行抗爭的時候，然而在歷史上這些情況只屬片段式的事件，至戰後更難見主流教會領袖進行這類活動。一直以來教會的「社關」是指服務性的事工，而過程中又與政府有著千線萬縷的關係，未見教會的社關事工能成為一股推動社會改革，並上升至政制改革層面的力量。縱有參與者民主運動者，也非教會的主流人物。再加上踏入九十年代，隨著小組化、敬拜讚美的大流之下，實難想象教會能積聚起能量成為一股推動民主化的力量，也難望在這種思想氣氛之下，能培育出推動社會改革、政制改革的信徒及領袖。展望將來，筆者認為個別教會領袖或許能在民主化運動中作貢獻，但整體教會相信仍未有此準備。
（後七一本土政教關係前路探索系列之三。作者為教文組成員。）
（第八四六期，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