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游行令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我们也可以察觉到香港教会对政治参与比八十年代抱持一个更开放的态度。但七一对日後的香教会而言，只能是一件单独的事件，抑或是促进着政教关系反省的一个开始，则仍是未知之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七一的震撼及随之而来有关教会╱信徒政治角色的讨论与疑问，正正显示了一些关於教会与政治的概念仍亟待釐清。本文尝试透过讨论「政教分离」及「从创造与救赎看民主政治」两个颇为熟悉的概念，再次探讨如何处理「教会与民主政治」、「基督徒与民主政治」及「公民与民主政治」的纠结。
「政教分离」
华人教会（特别是保守派教会）的「政教分离」概念根深柢固，但这个概念的实践却又充满矛盾及不一致。有更正教人士自诩其比天主教优胜的其中一点，便是强调「政教分离」。但历史告诉我们，更正教初始的路德宗、改革宗及圣公会，其实仍是国家教会。它们比天主教优胜的，是希望纠正天主教在中世纪涉入政权太深以致引起种种的政治斗争，因而倾向顺服世俗政权（特别是民族国家兴起的政权），或与政权合作。从中国教会本身的历史而言，我们也不能否认，基督教赖之以能够在中国「合法」传教，就是帝国主义者强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我们的境况与绝对「政教分离」的理想相差很远。到现在，我们也需紧记，香港教会中人虽然不乏强调「政教分离」，但教会使用公帑承办社会服务及教育事业是不争的事实。况且，福音派教会也曾组织动员反对政府的赌波政策，以社会行动反对色情文化，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它们都是政治行为。因之，若有人说教会奉行「政教分离」，他╱她必须注意到这种含混的情况。
这样，教会是否还有需要坚持「政教分离」呢？我认为，仍是需要的。但它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是教会在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时的一种身分认定与自觉。如我们能理解「政治」是「众人之事」（孙中山先生的定义），我们便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自绝於政治事务，我们不能绝对地「政教分离」。但「政教分离」概念的长足发展，其实是英国清教徒在受到国家教会（圣公会）於信仰以致人身自由（例如，若你不是圣公会会友，你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不能入读英格兰的大学）的压迫下，在新大陆定居後出现的。它最主要的目标是限制教会的角色，使教会不再是国家的延伸，使信徒不会因不效忠某个教会而变成了不效忠国家。因此，「政教分离」强调了「政府」╱「国家」与「教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从而保障个人的自由。它界定教会自身乃「民间组织」，切断教会可能因为作为政府一部分而出现的「助纣为虐」或「恃权凌弱」现象。
「政教分离」亦告诉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承担福音使命，它不是一个政府，也不是一个政党。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政教分离」的概念能使「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更焕发。因为教会在政治上既只是民间社会的一员，而教会内的民众亦因不需秉持固定的政治立场（即教会的政治立场）而能自由结社，结社的後果便是有更多不同的利益及声音能有效地被提出（articulated），以致社会自由及人民的参与能更进一步得到发展。因此，「政教分离」是必须被肯定的，但它不是我们不理世事的「护身符」，而是叫教会严守作为民间社会一员的有效身分界定。
「创造与救赎」及民主政治
如你要在圣经寻找支持民主政制的证据，你会十分有困难；因此，如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字面主义」者，你会解出圣经人物都接受专制政治的可怕结论。但我们要记着，综观新旧约圣经，上帝并没有选定何种政制或政体是历世历代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组织法」。相反，上帝创造世界时，人类是被赋予管理世界的责任，如何管理及组织社会是人类的创造责任。因此，从创造的角度而言，基督徒作为世界管家的一员，参与社会的建立（包括政治与政体）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创造的谕令使基督徒要紧记，我们的政治参与绝对不是以一个敌我矛盾、你死我活、一胜一败的姿态出现的。我们的参与是以成全各方的福祉、重视个体的利益、使社会持续发展及得益为依归的。因此笔者认为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应反对暴力、也应反对以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虽然西方政治学强调政治中「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的必要性，但西方民主社会的「斗争」其实往往是在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国家价值认同的体制╱框架下的「斗争」，是「茶杯里的风波」）。
从创造的角度，我们也会发现，政体及政治不只是喊喊口号，一人一票而已，而是一个精细而复杂的政治及社会运作机制，基督徒应该贡献他们专业的所长，并且以理性及负责的态度来发展这些不同的机制──政治从来不只是激情及游行而已，而是我们社会每日如何运作及决策的智慧，是创造所赋予管理世界任务而来的精细工程。
从救赎教义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整理出一些对政治神学的反思。首先，「救赎」告诉我们，人的罪性令社会受损，因着人的罪性，基督徒在今日社会中倾向民主是十分合理的选择。英国着名的文学家及神学家鲁益师（C.S. Lewis）说得好：「我是一个民主派，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或群体是能够好到被赋予操控别人的权力。」（Of Other Worlds）
同样，因为基督徒体认人的罪性，我们会知道民主并不是民粹（Populism）。民主的精神并不是盲目及完全附和人民的喜好，或以民众的情绪及好恶做为决策。民主的精神贵於承认现实利益的矛盾，也刻意保护小众的权利。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人民力量」可以令社会更美，若「人民力量」背後没有了对真善美及爱的追求，它或会是人的罪性的集体彰显，成为不折不扣的「暴民政治」（柏拉图眼下的democracy便是这样的！）。因此，作为基督徒，救赎的教义叫我们明白民主的精义是叫我们谦卑下来，与社会不同意见的人士为社会的建设而共同努力、互相接纳，并互相讨价还价，而不是以自己为「主」。鲁益师说得好：「民主需要渺小的人类不太在意伟大的人与事，当到处都有渺小的人以为自己是很伟大时，民主便死亡了。」（'Notes on the Way', Time and Tide）
救赎的教义也叫基督徒参与在政治时，明白我们的「基督徒政治理想」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实践时是充满难度的，甚至连自己也不能自以为义。同样是鲁益师：「实行基督徒政治的难处不在於提出基督化社会的种种计划，而在於我们如何与不信的人民及在不信的统治者下过活时（他们永不会完全智慧及善良，且往往会非常邪恶及非常愚蠢），可以清清白白地生活。」（The Humanitarian Theory of Punishment, Res Judicatae (June 1953)）因此，在这个罪恶的社会中，一切政策、法律及机制都是要小心谨慎的，且因为人的罪恶，我们应限制各样机制的权力及容许它们改变。而且，我们也应紧记，基督徒既也为罪人一分子，我们提出的种种社会及政治诉求，并不会是完美及可以不加思想便要信徒及其他市民接纳的。
最後，救赎的教义告诉我们，教会被设立的目的，正是要宣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埋葬、复活，以拯救罪人的福音。因此，创造的教义告诉我们作为人，理应肩负管理世界的责任；救赎的教义则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福音的宣讲是教会之所以存在世上的目的。因此，教会继续以传讲福音为务，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任务，也是基督徒不需要因为教会没有强劲的政治人物作为政治参与「标兵」而感到「有所缺欠」的底因。
（後七一本土政教关系前路探索系列之二。作者为教文组成员。）
（第八四四期，二○○三年十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