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遊行令香港的政治生態產生了戲劇性的改變，我們也可以察覺到香港教會對政治參與比八十年代抱持一個更開放的態度。但七一對日後的香教會而言，只能是一件單獨的事件，抑或是促進著政教關係反省的一個開始，則仍是未知之數。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七一的震撼及隨之而來有關教會╱信徒政治角色的討論與疑問，正正顯示了一些關於教會與政治的概念仍亟待釐清。本文嘗試透過討論「政教分離」及「從創造與救贖看民主政治」兩個頗為熟悉的概念，再次探討如何處理「教會與民主政治」、「基督徒與民主政治」及「公民與民主政治」的糾結。

「政教分離」

　　華人教會（特別是保守派教會）的「政教分離」概念根深柢固，但這個概念的實踐卻又充滿矛盾及不一致。有更正教人士自詡其比天主教優勝的其中一點，便是強調「政教分離」。但歷史告訴我們，更正教初始的路德宗、改革宗及聖公會，其實仍是國家教會。它們比天主教優勝的，是希望糾正天主教在中世紀涉入政權太深以致引起種種的政治鬥爭，因而傾向順服世俗政權（特別是民族國家興起的政權），或與政權合作。從中國教會本身的歷史而言，我們也不能否認，基督教賴之以能夠在中國「合法」傳教，就是帝國主義者強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因此，我們的境況與絕對「政教分離」的理想相差很遠。到現在，我們也需緊記，香港教會中人雖然不乏強調「政教分離」，但教會使用公帑承辦社會服務及教育事業是不爭的事實。況且，福音派教會也曾組織動員反對政府的賭波政策，以社會行動反對色情文化，從權力政治的角度，它們都是政治行為。因之，若有人說教會奉行「政教分離」，他╱她必須注意到這種含混的情況。

　　這樣，教會是否還有需要堅持「政教分離」呢？我認為，仍是需要的。但它不是一種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是教會在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時的一種身分認定與自覺。如我們能理解「政治」是「眾人之事」（孫中山先生的定義），我們便會發現自己根本不能自絕於政治事務，我們不能絕對地「政教分離」。但「政教分離」概念的長足發展，其實是英國清教徒在受到國家教會（聖公會）於信仰以致人身自由（例如，若你不是聖公會會友，你在十九世紀以前是不能入讀英格蘭的大學）的壓迫下，在新大陸定居後出現的。它最主要的目標是限制教會的角色，使教會不再是國家的延伸，使信徒不會因不效忠某個教會而變成了不效忠國家。因此，「政教分離」強調了「政府」╱「國家」與「教會」是兩個不同的組織，從而保障個人的自由。它界定教會自身乃「民間組織」，切斷教會可能因為作為政府一部分而出現的「助紂為虐」或「恃權凌弱」現象。

　　「政教分離」亦告訴教會，作為一個組織，它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承擔福音使命，它不是一個政府，也不是一個政黨。更重要的是，筆者認為，「政教分離」的概念能使「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更煥發。因為教會在政治上既只是民間社會的一員，而教會內的民眾亦因不需秉持固定的政治立場（即教會的政治立場）而能自由結社，結社的後果便是有更多不同的利益及聲音能有效地被提出（articulated），以致社會自由及人民的參與能更進一步得到發展。因此，「政教分離」是必須被肯定的，但它不是我們不理世事的「護身符」，而是叫教會嚴守作為民間社會一員的有效身分界定。

「創造與救贖」及民主政治

　　如你要在聖經尋找支持民主政制的證據，你會十分有困難；因此，如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字面主義」者，你會解出聖經人物都接受專制政治的可怕結論。但我們要記著，綜觀新舊約聖經，上帝並沒有選定何種政制或政體是歷世歷代人類社會「必須」遵守的「組織法」。相反，上帝創造世界時，人類是被賦予管理世界的責任，如何管理及組織社會是人類的創造責任。因此，從創造的角度而言，基督徒作為世界管家的一員，參與社會的建立（包括政治與政體）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創造的諭令使基督徒要緊記，我們的政治參與絕對不是以一個敵我矛盾、你死我活、一勝一敗的姿態出現的。我們的參與是以成全各方的福祉、重視個體的利益、使社會持續發展及得益為依歸的。因此筆者認為基督徒的政治參與應反對暴力、也應反對以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雖然西方政治學強調政治中「權力鬥爭」〔power struggle〕的必要性，但西方民主社會的「鬥爭」其實往往是在一個高度整合的社會╱國家價值認同的體制╱框架下的「鬥爭」，是「茶杯裡的風波」）。

　　從創造的角度，我們也會發現，政體及政治不只是喊喊口號，一人一票而已，而是一個精細而複雜的政治及社會運作機制，基督徒應該貢獻他們專業的所長，並且以理性及負責的態度來發展這些不同的機制──政治從來不只是激情及遊行而已，而是我們社會每日如何運作及決策的智慧，是創造所賦予管理世界任務而來的精細工程。

　　從救贖教義的角度，我們也可以整理出一些對政治神學的反思。首先，「救贖」告訴我們，人的罪性令社會受損，因著人的罪性，基督徒在今日社會中傾向民主是十分合理的選擇。英國著名的文學家及神學家魯益師（C.S. Lewis）說得好：「我是一個民主派，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或群體是能夠好到被賦予操控別人的權力。」（Of Other Worlds）

　　同樣，因為基督徒體認人的罪性，我們會知道民主並不是民粹（Populism）。民主的精神並不是盲目及完全附和人民的喜好，或以民眾的情緒及好惡做為決策。民主的精神貴於承認現實利益的矛盾，也刻意保護小眾的權利。因此，我們不要天真地以為「人民力量」可以令社會更美，若「人民力量」背後沒有了對真善美及愛的追求，它或會是人的罪性的集體彰顯，成為不折不扣的「暴民政治」（柏拉圖眼下的democracy便是這樣的！）。因此，作為基督徒，救贖的教義叫我們明白民主的精義是叫我們謙卑下來，與社會不同意見的人士為社會的建設而共同努力、互相接納，並互相討價還價，而不是以自己為「主」。魯益師說得好：「民主需要渺小的人類不太在意偉大的人與事，當到處都有渺小的人以為自己是很偉大時，民主便死亡了。」（'Notes on the Way', Time and Tide）

　　救贖的教義也叫基督徒參與在政治時，明白我們的「基督徒政治理想」在一個充滿罪惡的世界實踐時是充滿難度的，甚至連自己也不能自以為義。同樣是魯益師：「實行基督徒政治的難處不在於提出基督化社會的種種計劃，而在於我們如何與不信的人民及在不信的統治者下過活時（他們永不會完全智慧及善良，且往往會非常邪惡及非常愚蠢），可以清清白白地生活。」（The Humanitarian Theory of Punishment, Res Judicatae (June 1953)）因此，在這個罪惡的社會中，一切政策、法律及機制都是要小心謹慎的，且因為人的罪惡，我們應限制各樣機制的權力及容許它們改變。而且，我們也應緊記，基督徒既也為罪人一分子，我們提出的種種社會及政治訴求，並不會是完美及可以不加思想便要信徒及其他市民接納的。

　　最後，救贖的教義告訴我們，教會被設立的目的，正是要宣告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被釘、埋葬、復活，以拯救罪人的福音。因此，創造的教義告訴我們作為人，理應肩負管理世界的責任；救贖的教義則告訴我們作為基督徒，福音的宣講是教會之所以存在世上的目的。因此，教會繼續以傳講福音為務，是我們理所當然的任務，也是基督徒不需要因為教會沒有強勁的政治人物作為政治參與「標兵」而感到「有所缺欠」的底因。

　　（後七一本土政教關係前路探索系列之二。作者為教文組成員。）

（第八四四期，二○○三年十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