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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Duck摄 |
当基督徒遇上关社事件时，教会差不多必定会掀起政教关系的讨论。究竟政教关系何以会变得如此重要，并在历史中不断被提出？政与教之间在水乳交融或互不相干以外，可有另外的选择？本文尝试就政教关系的多重面貌作思考，盼望能寻找讨论政教关系的基础及方向。
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
自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後，宗教信仰在政坛上的角色便备受关注。信仰基督再也不是纯粹个人事件，而且也涉及到国民身分的抉择，和当权者管治国民的手段。信与不信遂变成了河水井水。可想而知，如此国教式的管治发展下去，必定会产生出不信者的公民权利被打压或逮夺；其中也会有人假借上帝之名，混水摸鱼，争取功名利禄。
其实，君士坦丁式的国教管治与王权的管治在其内在的性质上没有两样，两者皆是以唯独王权至上为考虑的体系。这时的政教关系特色在於君主挟上帝之名处於一个神圣的位置，骨子里是君主主导下的君权神授格局。况且，君士坦丁之所以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是为了方便在政治与精神文化上达至罗马帝国的统一大业，并确立其大帝的合法性而作的。
在这样政教关系变成合一下，教会的位置也出现了转变。值得留意的是，基督教会在主後四世纪前後，因国教的确立，由被逼迫的小数族群摇身一变，进入了国家殿堂，伴随着身分的突变，一洗从前被边缘化的恶臭，地位显赫。政教之不可分大抵在这时候成为了公民的常态。政治甚至政权是否信仰的範畴根本就不再是要问的问题。
然而，进入中世纪以後，政教的关系转趋紧张。教廷的权力渐稳，足与王权并驾齐驱，甚至赶过王权，因而两者角力格局常见。在权力框架下，谁主天下，谁便会站在国家的顶峰主宰世界。有时诸候在王权无力无能下的割据，更增加政教关系的复杂性。如此，政教间相安无事，天下尚可详和片时；若任何一方利欲薰心，结果大多会出现易主局面。政治动盪带来政经的损失，导致老百姓至终受苦！
教权的冒起，由边缘走到中心，教会对政权的压力均有增无减，只是在影响的层面上有所转变，或是主角，或是配角（但仍是大配角）。教会在君士坦丁时代是初登上场的小生，到了中世纪以後至宗教改革时代，教会已在政治舞台上的演技已变得老练，有时退到幕後，有时分身演活多角。但其活跃性不减，「唯独教权」的意味相当浓厚。如此依附着政权而活能稳占演出机会的教会，渐次在文化上形成了制度上的一元论，扼杀了信仰个人性的部份，甚者，将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规限了。教权严重地干预着政权和社会发展。这样，社会多元性的发展及讨论空间便不能萌生，加上基督教中有对拯救意识的扭曲，以为教会拥有救世之能与真理，因而也步步衍生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救世观，进一步铺陈对「异教」（非我族类？）打压的种种神圣论述。现今当权的美国政治格局，便有着独大而不能存异之势头，一切皆以美国利益作为唯一考虑的文化政治思维。
随着政教合一的恶果和历史上残杀异教徒的悲剧发生，使人反省到宗教与宗教间的彼此尊重，以及保存基督信仰纯正不被利用作政治手段的重要性。要达至这样的格局，唯有政教之分离才可以促成。（然而过往政教合一或教会在文化上发展出的一元论已根深蒂固，政教分离或许未能一时将这扭曲了的势头扭转过来）然而，教会在倡议政教分离时，必先要清楚地界定政教关系中的「政」与「教」。
「政」「教」定义与组合
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邢福增博士在其《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一书中，开首便就「政」「教」作说明。邢博士指出，「政」可以指政府组织或政治活动。而「教」可指教会组织或宗教信仰。不同的界定，以及不同的组合，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别与後果。在民主制度下论政教分离，其实是指到政权╱政府组织与教会组织制度上之分离，互不从属；而并非涉及到政治与宗教信仰╱宗教生活之分离（而政权与信仰或教会的组合，则在共产独裁国家中常见）。因为宗教种种价值观念取向必然也会牵涉到政治，这是一个活着的人无可避免的事情。甚至我们选择对社会事情不作声，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取态，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非政治化地（unpolitically）活着的。
香港处境下政教关系的不同面谱
回顾香港教会，笔者认为政教关系其实仍相当地停留在不自觉的摸索中。因着基督教会在英殖民地时代曾受到不少政府的恩惠，以致教会在多方面社会建设上有极大的参与性，教会发展也自然迅速。及至回归以还，不知是教会迟钝，或是失去了认清政治情势的能力，有些教会╱信徒领袖仍然以为自己还可以坐拥政治舞台的前列位置，陶醉地享受着过去岁月所有馀荫，所以过往怎样与英殖民政府交往，今天依然选上靠向政府站。这可能是以往的日子太过风光，教会与政府合一所取得的社会权力太过诱人，欲罢不能。这等教会╱基督徒趋向为政府政策护航，天真地以为能进入建制中发挥功效，便能以身报港。哪知被收编的结局，是丧失了在七一时的发言权。
随着特首独尊儒术（？），信奉风水（？），社会气氛变得大陆共产化，一切都以工具主义为计算准绳，在中国文化中札根了的宗教（佛教）备受重视便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故此，基督教会昔日风光不再，进一步失去政治上的优势将成常态。在这情势下，不少教会便强化属灵争战的论述，认为末日将至，撒但掌权，基督教进入大灾难中，好像企图复原十字军的征伐意识。教会转循时代论灵意化地理解政教关系的转变，其实只会走进柏拉图式的二元论述里，最後便因其属天本性的独大，而否定要为地上生活而努力的价值。其实如此灵肉二分的二元论的思维，也自然地成为政策护航者的伙伴。因为既然在世的短暂性只能被理解为对时间及在世一切的否定和取消，对政权的容忍也自然变得合理可取，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也得划清界线。
与靠拢和遁世式的容忍相对，信徒可能又会走到钟摆的另一端，认为教会既失去其在世发言的地位，便以其肉身走进世界，不问教会的立场和角色，只管全力参与。这又是另一种二元论的形态。但这形态较遁世者更可怕，因为如此行很容易将社会价值观相对化，模糊了基督伦理的底线。
重寻窄路
回溯政教合一的历史，教会论述政教关系时，其基调往往关涉到教会位处於社会上的权力位置。这与香港殖民地时代的意识形态相似。两个时期的教会从来就不愁自己在宗教上的主角面谱被抢走。但自回归後，香港教会与政权间的相依关系没有了。教会由主角堕落，走到街上变成小角色，慌张得要死。在这转变里，我们除了能选择与政权靠拢，或以循世心态容忍政权的狂妄，或积极入世之外，笔者认为还有另一条路可走。
教会在政治上主角的面谱因时移势易而被迫除下，其实并不是祸，相反是恩典。因为教会可以重回到其独特群体的角色里，重新在多元的政治环境下，寻找窄路的线索，以基督信仰重订议题，自选角色。故此，讨论政教关系，其实并非光是应否或如何参与政治事件的教义性及教条主义的考虑，而是回溯基督教会身分的起始点，藉此在多元的文化中，除却敌我二元的矛盾，摆脱固有一元独大的帝国主义色彩，跨越意识形式的种种籓篱和权力圈的紧箍咒。这是一种去基础主义（nonfoundationalism）的路向，试图引向开放的讨论，寻找沟通、尊重、多元的政治格局。
（後七一本土政教关系前路探索系列之一。作者为教文组成员。）
（第八四三期，二○○三年十月廿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