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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Duck攝 |
當基督徒遇上關社事件時，教會差不多必定會掀起政教關係的討論。究竟政教關係何以會變得如此重要，並在歷史中不斷被提出？政與教之間在水乳交融或互不相干以外，可有另外的選擇？本文嘗試就政教關係的多重面貌作思考，盼望能尋找討論政教關係的基礎及方向。
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離
自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以後，宗教信仰在政壇上的角色便備受關注。信仰基督再也不是純粹個人事件，而且也涉及到國民身分的抉擇，和當權者管治國民的手段。信與不信遂變成了河水井水。可想而知，如此國教式的管治發展下去，必定會產生出不信者的公民權利被打壓或逮奪；其中也會有人假借上帝之名，混水摸魚，爭取功名利祿。
其實，君士坦丁式的國教管治與王權的管治在其內在的性質上沒有兩樣，兩者皆是以唯獨王權至上為考慮的體系。這時的政教關係特色在於君主挾上帝之名處於一個神聖的位置，骨子裡是君主主導下的君權神授格局。況且，君士坦丁之所以將基督教定為國教，是為了方便在政治與精神文化上達至羅馬帝國的統一大業，並確立其大帝的合法性而作的。
在這樣政教關係變成合一下，教會的位置也出現了轉變。值得留意的是，基督教會在主後四世紀前後，因國教的確立，由被逼迫的小數族群搖身一變，進入了國家殿堂，伴隨著身分的突變，一洗從前被邊緣化的惡臭，地位顯赫。政教之不可分大抵在這時候成為了公民的常態。政治甚至政權是否信仰的範疇根本就不再是要問的問題。
然而，進入中世紀以後，政教的關係轉趨緊張。教廷的權力漸穩，足與王權並駕齊驅，甚至趕過王權，因而兩者角力格局常見。在權力框架下，誰主天下，誰便會站在國家的頂峰主宰世界。有時諸候在王權無力無能下的割據，更增加政教關係的複雜性。如此，政教間相安無事，天下尚可詳和片時；若任何一方利慾薰心，結果大多會出現易主局面。政治動盪帶來政經的損失，導致老百姓至終受苦！
教權的冒起，由邊緣走到中心，教會對政權的壓力均有增無減，只是在影響的層面上有所轉變，或是主角，或是配角（但仍是大配角）。教會在君士坦丁時代是初登上場的小生，到了中世紀以後至宗教改革時代，教會已在政治舞台上的演技已變得老練，有時退到幕後，有時分身演活多角。但其活躍性不減，「唯獨教權」的意味相當濃厚。如此依附著政權而活能穩佔演出機會的教會，漸次在文化上形成了制度上的一元論，扼殺了信仰個人性的部份，甚者，將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規限了。教權嚴重地干預著政權和社會發展。這樣，社會多元性的發展及討論空間便不能萌生，加上基督教中有對拯救意識的扭曲，以為教會擁有救世之能與真理，因而也步步衍生出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救世觀，進一步鋪陳對「異教」（非我族類？）打壓的種種神聖論述。現今當權的美國政治格局，便有著獨大而不能存異之勢頭，一切皆以美國利益作為唯一考慮的文化政治思維。
隨著政教合一的惡果和歷史上殘殺異教徒的悲劇發生，使人反省到宗教與宗教間的彼此尊重，以及保存基督信仰純正不被利用作政治手段的重要性。要達至這樣的格局，唯有政教之分離才可以促成。（然而過往政教合一或教會在文化上發展出的一元論已根深蒂固，政教分離或許未能一時將這扭曲了的勢頭扭轉過來）然而，教會在倡議政教分離時，必先要清楚地界定政教關係中的「政」與「教」。
「政」「教」定義與組合
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邢福增博士在其《當代中國政教關係》一書中，開首便就「政」「教」作說明。邢博士指出，「政」可以指政府組織或政治活動。而「教」可指教會組織或宗教信仰。不同的界定，以及不同的組合，會產生非常大的差別與後果。在民主制度下論政教分離，其實是指到政權╱政府組織與教會組織制度上之分離，互不從屬；而並非涉及到政治與宗教信仰╱宗教生活之分離（而政權與信仰或教會的組合，則在共產獨裁國家中常見）。因為宗教種種價值觀念取向必然也會牽涉到政治，這是一個活著的人無可避免的事情。甚至我們選擇對社會事情不作聲，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取態，所以沒有一個人是可以非政治化地（unpolitically）活著的。
香港處境下政教關係的不同面譜
回顧香港教會，筆者認為政教關係其實仍相當地停留在不自覺的摸索中。因著基督教會在英殖民地時代曾受到不少政府的恩惠，以致教會在多方面社會建設上有極大的參與性，教會發展也自然迅速。及至回歸以還，不知是教會遲鈍，或是失去了認清政治情勢的能力，有些教會╱信徒領袖仍然以為自己還可以坐擁政治舞台的前列位置，陶醉地享受著過去歲月所有餘蔭，所以過往怎樣與英殖民政府交往，今天依然選上靠向政府站。這可能是以往的日子太過風光，教會與政府合一所取得的社會權力太過誘人，欲罷不能。這等教會╱基督徒趨向為政府政策護航，天真地以為能進入建制中發揮功效，便能以身報港。哪知被收編的結局，是喪失了在七一時的發言權。
隨著特首獨尊儒術（？），信奉風水（？），社會氣氛變得大陸共產化，一切都以工具主義為計算準繩，在中國文化中札根了的宗教（佛教）備受重視便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故此，基督教會昔日風光不再，進一步失去政治上的優勢將成常態。在這情勢下，不少教會便強化屬靈爭戰的論述，認為末日將至，撒但掌權，基督教進入大災難中，好像企圖復原十字軍的征伐意識。教會轉循時代論靈意化地理解政教關係的轉變，其實只會走進柏拉圖式的二元論述裡，最後便因其屬天本性的獨大，而否定要為地上生活而努力的價值。其實如此靈肉二分的二元論的思維，也自然地成為政策護航者的伙伴。因為既然在世的短暫性只能被理解為對時間及在世一切的否定和取消，對政權的容忍也自然變得合理可取，人與社會╱世界的關係也得劃清界線。
與靠攏和遁世式的容忍相對，信徒可能又會走到鐘擺的另一端，認為教會既失去其在世發言的地位，便以其肉身走進世界，不問教會的立場和角色，只管全力參與。這又是另一種二元論的形態。但這形態較遁世者更可怕，因為如此行很容易將社會價值觀相對化，模糊了基督倫理的底線。
重尋窄路
回溯政教合一的歷史，教會論述政教關係時，其基調往往關涉到教會位處於社會上的權力位置。這與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意識形態相似。兩個時期的教會從來就不愁自己在宗教上的主角面譜被搶走。但自回歸後，香港教會與政權間的相依關係沒有了。教會由主角墮落，走到街上變成小角色，慌張得要死。在這轉變裡，我們除了能選擇與政權靠攏，或以循世心態容忍政權的狂妄，或積極入世之外，筆者認為還有另一條路可走。
教會在政治上主角的面譜因時移勢易而被迫除下，其實並不是禍，相反是恩典。因為教會可以重回到其獨特群體的角色裡，重新在多元的政治環境下，尋找窄路的線索，以基督信仰重訂議題，自選角色。故此，討論政教關係，其實並非光是應否或如何參與政治事件的教義性及教條主義的考慮，而是回溯基督教會身分的起始點，藉此在多元的文化中，除卻敵我二元的矛盾，擺脫固有一元獨大的帝國主義色彩，跨越意識形式的種種籓籬和權力圈的緊箍咒。這是一種去基礎主義（nonfoundationalism）的路向，試圖引向開放的討論，尋找溝通、尊重、多元的政治格局。
（後七一本土政教關係前路探索系列之一。作者為教文組成員。）
（第八四三期，二○○三年十月廿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