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九一一事件两周年，有很多回顾性评论出现於各媒体。有一点是绝大部分人都会同意的，就是美国政府把「反恐怖主义」放在最高优先次序。甚至一向崇尚自由的美国，亦试图订立一些「反恐法律」，授予执法机构超然的权力，「在有需要时」，可以作出各种程度的搜查及监听。幸好美国有颇完善的制度，该等法律暂时未获通过（执笔之际）。在危机中，领袖往往有较大的「权力」，试图改变一些既定的规则，甚至原则。他们的原意可能是好的，但执行与构思，毕竟有一段距离。
另一个例子也发生在美国。近几年，美国经济学界再次掀起对「大萧条」（一九二三至三三年）的研究（可能受亚洲金融风暴刺激之故！）。其中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出版的一本书The Defining Moment询问以下一个问题：如果大萧条没有发生，美国後来的经济政策，是否有受改变呢？当然，其中引来不少争论。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大萧条」前，美国的「农业政策」主要在於提高产量及农产品质素，但「大萧条」後却变成直接的市场干预，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且这种改变一直持续整个六十年代！再一次，在「重大危机」中，领袖运用他们的判断力和权力，作出「重大错误」的决定！
笔者特别选美国，因为她有较完善的法制及政制，而且有新闻及言论自由，然而，在危机里，仍是可以如此犯错。那麽，对於香港，回归以来面对种种危机，岂不更使人忧心？
为甚麽「危机」特别使人容易犯错呢？这牵涉到一个「预期如何形成」（how do people form expectation）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运用极尖端的数学理论，而且富争议性，所以这里只能简单勾划一下。为方便解释，我们不妨惜用中大宋恩荣教授有关楼市的看法。假设人们对经济运作有某种假设（譬如楼价可升亦可跌）。但九七年的经验使人相信香港是「特例」（只升不会跌）。於是愈来愈多人参与某种活动（如买楼）。但一个外来的巨大冲击（譬如金融风暴），导致价格急跌，於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是否应改用另一种的假设（譬如假设价格其实可升亦可跌）。而在危机中，人们倾向大幅度地调教他们内心的一些假设，於是，便有机会引进一些更好的假设，也有机会引进更差的假设。
然则，一般市民跟政府有甚麽分别呢？在某个意义上，是没有的。因为政府里作决策的是人，不是神，永远无法预知未来。但个人决定与政府决定却有一重大差别。譬如有人曾「看好」科技股，所以投资大量金钱进去。但有人「看淡」，所以没有投资任何金钱。这是个人投资决定。做对的可以赚钱，做错的可能会错失良机，甚至损失惨重。但金融市场的参与纯粹自愿。笔者亲友中，就有人由始至终只放钱在「定期存款」。所以，九十年代的「风光」与他们无关，回归後的楼灾股灾亦与他们无关。但政府的钱却是大家的钱，政府在替大家作决定，政府若错了，即是强逼了大家同样「犯错」，强逼大家承担後果。由此可见，政府的决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在法律上，限制政府可以代我们作决定的範围；而在必须由政府做决定的範围，譬如法律制定及执行，须给予政府意见，以及为政府能作出正确决定祷告。最後一点，正好与圣经的教训吻合。或者，保罗亦眼见罗马政府权力庞大（到新约圣经时代，皇帝已渐渐失去制衡，一「皇」独大），因此，亦教训我们要为政府的决策人祷告，无论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怎样。因为他们的错，将由我们承担。
（标题为编者所加。参考书目见本文网上版。）
（第八四二期，二○○三年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