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九一一事件兩週年，有很多回顧性評論出現於各媒體。有一點是絕大部分人都會同意的，就是美國政府把「反恐怖主義」放在最高優先次序。甚至一向崇尚自由的美國，亦試圖訂立一些「反恐法律」，授予執法機構超然的權力，「在有需要時」，可以作出各種程度的搜查及監聽。幸好美國有頗完善的制度，該等法律暫時未獲通過（執筆之際）。在危機中，領袖往往有較大的「權力」，試圖改變一些既定的規則，甚至原則。他們的原意可能是好的，但執行與構思，畢竟有一段距離。
另一個例子也發生在美國。近幾年，美國經濟學界再次掀起對「大蕭條」（一九二三至三三年）的研究（可能受亞洲金融風暴刺激之故！）。其中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出版的一本書The Defining Moment詢問以下一個問題：如果大蕭條沒有發生，美國後來的經濟政策，是否有受改變呢？當然，其中引來不少爭論。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大蕭條」前，美國的「農業政策」主要在於提高產量及農產品質素，但「大蕭條」後卻變成直接的市場干預，人為地提高價格，而且這種改變一直持續整個六十年代！再一次，在「重大危機」中，領袖運用他們的判斷力和權力，作出「重大錯誤」的決定！
筆者特別選美國，因為她有較完善的法制及政制，而且有新聞及言論自由，然而，在危機裡，仍是可以如此犯錯。那麼，對於香港，回歸以來面對種種危機，豈不更使人憂心？
為甚麼「危機」特別使人容易犯錯呢？這牽涉到一個「預期如何形成」（how do people form expectation）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運用極尖端的數學理論，而且富爭議性，所以這裡只能簡單勾劃一下。為方便解釋，我們不妨惜用中大宋恩榮教授有關樓市的看法。假設人們對經濟運作有某種假設（譬如樓價可升亦可跌）。但九七年的經驗使人相信香港是「特例」（只升不會跌）。於是愈來愈多人參與某種活動（如買樓）。但一個外來的巨大衝擊（譬如金融風暴），導致價格急跌，於是，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是否應改用另一種的假設（譬如假設價格其實可升亦可跌）。而在危機中，人們傾向大幅度地調教他們內心的一些假設，於是，便有機會引進一些更好的假設，也有機會引進更差的假設。
然則，一般市民跟政府有甚麼分別呢？在某個意義上，是沒有的。因為政府裡作決策的是人，不是神，永遠無法預知未來。但個人決定與政府決定卻有一重大差別。譬如有人曾「看好」科技股，所以投資大量金錢進去。但有人「看淡」，所以沒有投資任何金錢。這是個人投資決定。做對的可以賺錢，做錯的可能會錯失良機，甚至損失慘重。但金融市場的參與純粹自願。筆者親友中，就有人由始至終只放錢在「定期存款」。所以，九十年代的「風光」與他們無關，回歸後的樓災股災亦與他們無關。但政府的錢卻是大家的錢，政府在替大家作決定，政府若錯了，即是強逼了大家同樣「犯錯」，強逼大家承擔後果。由此可見，政府的決定很重要。所以，我們必須在法律上，限制政府可以代我們作決定的範圍；而在必須由政府做決定的範圍，譬如法律制定及執行，須給予政府意見，以及為政府能作出正確決定禱告。最後一點，正好與聖經的教訓吻合。或者，保羅亦眼見羅馬政府權力龐大（到新約聖經時代，皇帝已漸漸失去制衡，一「皇」獨大），因此，亦教訓我們要為政府的決策人禱告，無論我們對他們的看法怎樣。因為他們的錯，將由我們承擔。
（標題為編者所加。參考書目見本文網上版。）
（第八四二期，二○○三年十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