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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辅导员，面对近期香港的政治变化，有何感受和反省？
叶：第一个反应，七一大游行是非常好的事。我自己相信参与者不止五十万。一边看一边想，香港近年的民主制度发展仍然很慢。一方面可能是香港人实际，跟很多朋友谈论，他们说若不是香港搵食容易，为何仍留在这里？论生活环境、政治制度，香港不及其他几个港人热门移民之地。要不是负资产，移民潮可能已经出现。
七一之所以起码是一件好事，某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再忍气吞声，亦希望董建华政府能听听，但过去几年他太过以家长方式和管治公司方式来管治香港。
我最大的感触是在沙士期间反多反省，那时生命有很多不安和不满，其中最大的是：董建华并非我们选出来，但他在管香港，甚至他的管理不善令很多人无故身亡。若那人由我们选出来，起码我们可以负上点点责任，心底觉得如果香港能走上较健全的民主制度是好的。
当然香港的政制发展亦要考虑整个大气候。若将香港放回中国大陆整个处境来看，香港是面对很大的制肘。难怪一些过去支持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人，回看香港的政治现实，亦怕香港走得太快，走向独立的路，所以有很多张力拉力。
问：面对众多张力，港人需要怎样的心理质素和力量？
叶：这力量要和信仰拉上关系。一个真正民主的人必须开放和谦卑，容许异已、微小、在世上无权无势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往往在整个世界（即使在美国、加拿大等民主国家）仍然很薄弱；即使是民主制度的社会，普罗大众的声音有时仍得不到聆听。在中国大陆情况就更差，制度上很多地方配合不上；不过部分乡间的村代表选举又相当民主，一人一票，可能比香港一些村落更民主，可惜高层次的选举限制仍多。
若要将民主跟心灵质素拉上关系，中国人这方面始终比较弱，好像有权的人就应该大声，还未基於一原则：人人生而平等，在上帝面前，在创造万物者面前，人人的基本生存、发言权都是平等。过往香港有些政党可能相信搵钱愈多的，影响力就应愈大，但在真正民主的地方就不应如此，影响力应由选举开始。
问：刚才提到照顾弱势，这有时跟基督教的先知传统吻合，但有时又跟基督教的伦理宣讲相冲（例如同性恋议题）。两者间的界线应如何划分？
叶：关於那界线，我觉得课题和人应分开来看。真正爱神的人和被神爱的人绝不应歧视同性恋者。我们可以不接受同性恋的倾向和行为；但可能因为自己工作的影响，我觉得对他们仍有多点热诚（Passion），即使现在他们有些人是有组织地冲着教会而来，我们面对他们时仍要如新约圣经所言要温温和和的解说。有时从某个信仰立场而言这是一个属灵争战，但若战争情怀太强往往没有甚麽好结果，特别是在自由民主的地区，应有更多的讨论。
我相信孙中山的一句：政治是大多数人的事。凡有人的地方也有政治，视乎如何操作。我觉得民主政治最终可能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听到对方意见，而起码在心灵上觉得自己有机会讲。就好像夫妻关系，在婚姻辅导中，有时最终仍是大男人（或大女人）作决定，但那小女人或小男人始终要觉得自己的意见有机会讲出来，虽然不被接纳，但「条气顺」。现在香港很多时是「条气唔顺」，可能没法说，就算有机会说亦被人骂，被当为蚁民不听意见。
即使从经商的角度，董建华都是失败的，他没留意到身边的是甚麽人，会否跟他讲真说话。一位真正有领导才华的人，不单要身边的人能干，还要够胆讲真心话，反映外间民意流向。纵然这些说话可能令「大老板」北京或董建华不高兴，但一个好领袖一定要有这情操。
问：似乎你是在谈「谦卑」这元素。
叶：有时教牧长执在这方面也很不够。特别现在很多香港教会都着重祷告医治和灵恩化的教会（我用「灵恩化」这词时是很积极的），很多时灵恩化教会的牧师和全职领导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当神重用他们而谦卑时，神会透过他们做很多事情；但在西方国家，很多这些领袖当真正为神工作而渐渐有点骄傲时，神就会撇弃他，但他仍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於是问题来了：很操控性、一言堂、不听人言、人家稍有意见就一句「圣灵感动」反驳过来，那局面就会很「惨情」。
问：福音派和自由派教会又如何？
叶：相对好一点，但传统教会里亦很在乎领导教牧和长执如何看教会。民主制度和民主化并非最完美的制度，但我认为是比较近乎圣经的制度。若上帝不民主，他就不会造人，他应造只听从他的机械人就可以了。但神是民主的，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跟他意见不同，但他仍然爱你。这种态度作为传道人的要学习。我很尊重很多老一辈的同工，可能他们在教会多年，教会的发展未必很快，但对教会像子侄般看待。但很多新一辈的同工，我不敢说他们好大喜功，但很多时想教会快大，加强推动，有时容纳不了不同的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很可惜。
问：希望现在的香港教会孕育民主文化，是否期望过高了一点？
叶：我觉得是。若教会要孕育民主文化的情操和气氛，其实牧师传道人就要鼓励建立"We are the one"的群体，过程需要很多年而不可能是三几个月。若用香港教会领导与信徒会友关系对比香港政府与巿民关系，有时教会可能更加落後，更加不民主。起码香港仍有一定的代议制度，事无大小都可以讨论到；但教会在事务上和方向上的讨论仍很不够。那永远都有一道张力：如果是好的教会，传道人自己必须要对神国天国很热心，但热心得来他要知道要动员其会友共事，有时要相当有耐性，自己要谦卑，别事事无限上纲至圣经原则。圣经永远是对的，但何时去实践，要体察会友。
问：对於不同类型的领袖，辅导学会有不同的分析。「稳定压倒一切」的制度跟自由民主的制度相比，所产生出来的领袖会否属於不同类型？
叶：当然会。「稳定压倒一切」，可能可以变，但都要循序渐进，但稳定是否一定好？通常在婚姻辅导的过程中，那段婚姻或家庭在都会起一段时间的波浪，之後若能适应下去，那新局面可能全家都会开心了，婚姻的质素和子女的发展都会比以前好。不过中国人的性情始终比较保守，台湾、大陆、香港都是如此，都期望有一英明君主出现，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民族性可能都太相信人治。民主制度不相信人治，而是让制度来衡量某人的质素，我们宁可以我们的信任摆放在制度之上，而不是在人身上。
问：其实在这几个月，面对这麽多事件，有没有甚麽反响反思在灵修和祷告之中浮现出来？
叶：有一点体会是很私人的──作为一个男人、一位丈夫、一个父亲，在家里到底我是否董建华？是否常常说自己会通盘考虑，但最後事情由自己决定？结婚後太太已不时这样挑战我，说我很多事情一锤定音，又无法反驳。我通常会反问她是否她的问题，为何当时不挑战我。但当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说时，作为男人最後都要想想，会否我没有体会她的感受，只纯从理性分析，理所当然的角度来回应？会否多听点点他们的渴求诉求是甚麽？这样才起码可以在家中落实少许民主气氛。
（第八四一期，二○○三年十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