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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作為輔導員，面對近期香港的政治變化，有何感受和反省？
葉：第一個反應，七一大遊行是非常好的事。我自己相信參與者不止五十萬。一邊看一邊想，香港近年的民主制度發展仍然很慢。一方面可能是香港人實際，跟很多朋友談論，他們說若不是香港搵食容易，為何仍留在這裡？論生活環境、政治制度，香港不及其他幾個港人熱門移民之地。要不是負資產，移民潮可能已經出現。
七一之所以起碼是一件好事，某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不再忍氣吞聲，亦希望董建華政府能聽聽，但過去幾年他太過以家長方式和管治公司方式來管治香港。
我最大的感觸是在沙士期間反多反省，那時生命有很多不安和不滿，其中最大的是：董建華並非我們選出來，但他在管香港，甚至他的管理不善令很多人無故身亡。若那人由我們選出來，起碼我們可以負上點點責任，心底覺得如果香港能走上較健全的民主制度是好的。
當然香港的政制發展亦要考慮整個大氣候。若將香港放回中國大陸整個處境來看，香港是面對很大的制肘。難怪一些過去支持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人，回看香港的政治現實，亦怕香港走得太快，走向獨立的路，所以有很多張力拉力。
問：面對眾多張力，港人需要怎樣的心理質素和力量？
葉：這力量要和信仰拉上關係。一個真正民主的人必須開放和謙卑，容許異已、微小、在世上無權無勢者的聲音，這些聲音往往在整個世界（即使在美國、加拿大等民主國家）仍然很薄弱；即使是民主制度的社會，普羅大眾的聲音有時仍得不到聆聽。在中國大陸情況就更差，制度上很多地方配合不上；不過部分鄉間的村代表選舉又相當民主，一人一票，可能比香港一些村落更民主，可惜高層次的選舉限制仍多。
若要將民主跟心靈質素拉上關係，中國人這方面始終比較弱，好像有權的人就應該大聲，還未基於一原則：人人生而平等，在上帝面前，在創造萬物者面前，人人的基本生存、發言權都是平等。過往香港有些政黨可能相信搵錢愈多的，影響力就應愈大，但在真正民主的地方就不應如此，影響力應由選舉開始。
問：剛才提到照顧弱勢，這有時跟基督教的先知傳統吻合，但有時又跟基督教的倫理宣講相衝（例如同性戀議題）。兩者間的界線應如何劃分？
葉：關於那界線，我覺得課題和人應分開來看。真正愛神的人和被神愛的人絕不應歧視同性戀者。我們可以不接受同性戀的傾向和行為；但可能因為自己工作的影響，我覺得對他們仍有多點熱誠（Passion），即使現在他們有些人是有組織地衝著教會而來，我們面對他們時仍要如新約聖經所言要溫溫和和的解說。有時從某個信仰立場而言這是一個屬靈爭戰，但若戰爭情懷太強往往沒有甚麼好結果，特別是在自由民主的地區，應有更多的討論。
我相信孫中山的一句：政治是大多數人的事。凡有人的地方也有政治，視乎如何操作。我覺得民主政治最終可能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在討論過程中大家聽到對方意見，而起碼在心靈上覺得自己有機會講。就好像夫妻關係，在婚姻輔導中，有時最終仍是大男人（或大女人）作決定，但那小女人或小男人始終要覺得自己的意見有機會講出來，雖然不被接納，但「條氣順」。現在香港很多時是「條氣唔順」，可能沒法說，就算有機會說亦被人罵，被當為蟻民不聽意見。
即使從經商的角度，董建華都是失敗的，他沒留意到身邊的是甚麼人，會否跟他講真說話。一位真正有領導才華的人，不單要身邊的人能幹，還要夠膽講真心話，反映外間民意流向。縱然這些說話可能令「大老闆」北京或董建華不高興，但一個好領袖一定要有這情操。
問：似乎你是在談「謙卑」這元素。
葉：有時教牧長執在這方面也很不夠。特別現在很多香港教會都著重禱告醫治和靈恩化的教會（我用「靈恩化」這詞時是很積極的），很多時靈恩化教會的牧師和全職領導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當神重用他們而謙卑時，神會透過他們做很多事情；但在西方國家，很多這些領袖當真正為神工作而漸漸有點驕傲時，神就會撇棄他，但他仍覺得自己很有能力，於是問題來了：很操控性、一言堂、不聽人言、人家稍有意見就一句「聖靈感動」反駁過來，那局面就會很「慘情」。
問：福音派和自由派教會又如何？
葉：相對好一點，但傳統教會裡亦很在乎領導教牧和長執如何看教會。民主制度和民主化並非最完美的制度，但我認為是比較近乎聖經的制度。若上帝不民主，祂就不會造人，祂應造只聽從祂的機械人就可以了。但神是民主的，到一個地步你可以跟祂意見不同，但祂仍然愛你。這種態度作為傳道人的要學習。我很尊重很多老一輩的同工，可能他們在教會多年，教會的發展未必很快，但對教會像子姪般看待。但很多新一輩的同工，我不敢說他們好大喜功，但很多時想教會快大，加強推動，有時容納不了不同的意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很可惜。
問：希望現在的香港教會孕育民主文化，是否期望過高了一點？
葉：我覺得是。若教會要孕育民主文化的情操和氣氛，其實牧師傳道人就要鼓勵建立"We are the one"的群體，過程需要很多年而不可能是三幾個月。若用香港教會領導與信徒會友關係對比香港政府與巿民關係，有時教會可能更加落後，更加不民主。起碼香港仍有一定的代議制度，事無大小都可以討論到；但教會在事務上和方向上的討論仍很不夠。那永遠都有一道張力：如果是好的教會，傳道人自己必須要對神國天國很熱心，但熱心得來他要知道要動員其會友共事，有時要相當有耐性，自己要謙卑，別事事無限上綱至聖經原則。聖經永遠是對的，但何時去實踐，要體察會友。
問：對於不同類型的領袖，輔導學會有不同的分析。「穩定壓倒一切」的制度跟自由民主的制度相比，所產生出來的領袖會否屬於不同類型？
葉：當然會。「穩定壓倒一切」，可能可以變，但都要循序漸進，但穩定是否一定好？通常在婚姻輔導的過程中，那段婚姻或家庭在都會起一段時間的波浪，之後若能適應下去，那新局面可能全家都會開心了，婚姻的質素和子女的發展都會比以前好。不過中國人的性情始終比較保守，台灣、大陸、香港都是如此，都期望有一英明君主出現，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的民族性可能都太相信人治。民主制度不相信人治，而是讓制度來衡量某人的質素，我們寧可以我們的信任擺放在制度之上，而不是在人身上。
問：其實在這幾個月，面對這麼多事件，有沒有甚麼反響反思在靈修和禱告之中浮現出來？
葉：有一點體會是很私人的──作為一個男人、一位丈夫、一個父親，在家裡到底我是否董建華？是否常常說自己會通盤考慮，但最後事情由自己決定？結婚後太太已不時這樣挑戰我，說我很多事情一錘定音，又無法反駁。我通常會反問她是否她的問題，為何當時不挑戰我。但當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這樣說時，作為男人最後都要想想，會否我沒有體會她的感受，只純從理性分析，理所當然的角度來回應？會否多聽點點他們的渴求訴求是甚麼？這樣才起碼可以在家中落實少許民主氣氛。
（第八四一期，二○○三年十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