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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几十年前相比,香港基督徒的社会意识确实是提高了。曾几何时,关心社会是教会的禁忌、在教会里谈社会问题会招致排斥。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可见到不少弟兄姊妹约定一起参加七一大游行、也能看到不少由基督徒执笔的论政文章。这些都算不上是甚麽大突破,但至少也是好的发展。
当然,基督教於社会关怀--特别是政治参与的事工上,依旧落後。热衷於政治参与的,往往只是教会中的专业人士及知识份子。教会的高层往往对政治投鼠忌器,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或因为他们是观念保守的老一辈。不过本文所关注的,却是教会的低层--如初信者、一般平信徒--对社会及政治的无知。
问题也许是出於教会的布道模式中。这几十年,香港基督教於社会关怀及神学发展皆有一定的成绩。不过,这几十年的布道内容却仍然是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例牌金句、三福四律,初信者往往要信主多年,才有机会听到关於社关的教导。
本文以下的内容,不少人都写过了。只是既然仍有人对社关一无所知,简单的文章还是要写。
何解要参与?
「为何要社关?」这个问题,快要老掉牙了。简单来说,关怀社会出自圣经的教导。律法书中的民事律法,有不少皆是关顾到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安息年、禧年及括落穗的规定。先知书不单批判宗教上或道德上的罪,也批判了不公义的社会风气,甚至指斥当权者的恶行。先知认为要是我们忽略了社会公义,就没有过圣洁生活的可能。倘若我们考虑到耶稣要求爱人及爱仇敌的教导,我们也会明白关顾弟兄中最小的就是关顾神,而弟兄不只是指基督徒。使徒的书信不时鼓励信徒行善,而启示录中的形象有不少都指向罗马帝国,甚具政治意味。
不过即使如此,有不少基督徒仍然否定社会关怀的意义。他们以各种的方法解释圣经,不惜一切的要抹去圣经中的社会意识。问题的核心,乃是神学上的问题。
对於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所担心的是当教会参与社关时,传福音的工作将会减少。他们认为,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故此传福音是基督徒最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工作。是以他们会将社会关怀看为工具,以福音果效(通常是指堂会的人数增长)来冲量社关的价值。更甚者,他们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把社关视为绊脚石。
这种想法的缺失,在於将福音局限为布道。基督教并不是只是一种层压式的推销法,只求招募会员、再要求新会员招募子会员。基督教有它的内容、有它的教导,是个会影响信徒生命的宗教。当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他们在信仰的成长路中将会逐渐学效基督的样式,当中包括了对社会的关爱、对公义的渴求。这本身已经可以充分肯定社会关怀的价值。
当基督徒关怀社会、主张公义,不一定会为教会带来人数的增长:世人作为罪人,或会讨厌爱、恨恶公义。然而,我们必需明白布道的真义,在於宣讲基督救恩而非招揽会员。在这一层面上说,社会关怀对布道甚有帮助:这不是因为善行能作正面宣传,而是因为社会关怀是属灵生命的流露、而这生命正正是见证了上帝。当我们太看重社会关怀的福音果效,它却只会被吊诡地削弱:因为见证是生命的流露,不是卖保险式的宣传。
政教分离非隔离
另一些人则会将社会关怀与「政教合一」混为一谈。他们担心教会若投入社会事务,甚或参与政治,那麽昔日中世纪教会弄权以致日趋腐败将会重现。然而,他们似乎将「政教分离」过份夸大成「政教隔离」。政教分离的原则,乃是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教会的内部事务,而教会也不应参与政府的施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教会或政府使用权力去解决信仰上的问题、或是借信仰为争取权力的工具。然而,政教分离的原则并不代表政治与教会应绝对隔离。即或我们相信两个国度的观念,我们也必需承认地上的国度仍是属於神的,而政权亦只是被上帝授权执政而已。只要教会不掌管政治权力,他们批判政府的坏行为、或是协助政府行善,根本没有不妥当的地方。
倘若我们肯深入思考,我们便会发现政教隔离是不可行的奢谈。我们需明白,信仰生活不只是堂会中的宗教生活,也包括了於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实践。而政治也不只是议事堂中的唇枪舌剑,也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夸张点说,基督徒个人的属灵生命也可以受到影响。倘若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也包括了对旁人的关爱,那麽基督徒并不可能保持政治冷感。
教会参与政治,既是必然、乃是必需。政教分离的原则,乃旨在教会可以不受各种利益的牵制。在此大前题下,教会不单不需与政治绝缘,反而可以独立地以信仰的角度参与政治,批判该批判的、关怀该被关怀的。
关社有道
然而,关心社会时是应该有其特定的方式。关社不是另类形式的布道法,也不是要将教会生活及个人属灵生活的那一套施予在社会大众的身上。在信仰原则及道德价值以外,我们也必需考虑社会实际条件的限制,不然我们或会闹笑话、甚或会愈帮愈忙。
在一切讨论之先,笔者须一再强调从事社会关怀必需有纯正的动机。而社关唯一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那爱人如己的生命。我们不能为成名去关社、不能为拓展事业去关社、不能为自我的成长去关社、甚至不能为传福音去关社。有目的的关怀,己不算是无私,基督的生命也会为人的私心所沾污。如前文所述,倘若社关只是为了布道,最终只会带来布道社关皆不济的双输的局面。
为了活出基督的生命,专心做好社关乃基督徒应尽之义。
然而,我们的社会不是天国。社会中充斥着罪人,也就是说最完美的社会状态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基督徒按着信仰的价值行善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此等价值却没有可能直接套用於罪人的社会。
那麽说,难道基督徒在社关时要放下道德观念麽?你若麽想,就是以黑白分明的死板思维误解笔者的话。在罪人的社会,一切的建制都是有缺陷的。当罪人及他们的团体掌有权力,他们就会倾向滥用权力以利一己之欲。是以,社会上任何的建制都当有其权限。社会上的建制不能够像上帝那样日夜鑑察人心,所做的事也是有限的。是以,社会上的建制只能按一套较低的标准赏善罚恶、维持秩序,社会制度不能惩罚不行善的人、也不能迫别人作无私奉献。
此外,基督徒不要忘记大部份人都不是基督徒,用权力使非信徒按信徒的价值观生活并不可行:除非我们能先说服他们。忽略这一点,我们恐怕只是夜郎自大地自视为多数派。此外,基督徒不是全能的,基督徒的方案都会有错误、也没有兼顾众多善事的力量。忽略这一点,只会做成全能主义心态的笑话。
那麽,当我们要於社关时活出信仰的价值观,调适的工作乃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规定市民必须热爱家庭、却可以订立最高工时以增加市民共众天伦的时间。我们倘若要提倡宽恕,也不能要求法院不再判犯人坐牢,但却可以投放更多资源予关怀释囚的工作。
有时我们或会听到人说基督徒当追求神主而非民主。这讲法动听,却不可能。无疑,基督徒相信全能全善的神的管治是最美好的,而这正正是天国的景况。在教会以外,柏拉图也曾提出由哲王专权的理想国。然而,天国仍然未曾降临,而哲王亦不可能活在人间。以民主制度防止有罪的人独揽大权,是有限的人所能想像的最好。那麽热爱公义的基督徒追求民主,便是理所当然。「爱耶稣还是爱民主」这类问题,似乎是问错了。
一言以敝之,基督徒关社,要以智慧行善而非盲目追求完美。
後记
讨论基督徒应否关社的文章,似乎经己写得太多。只是,笔者若不写这篇空洞而无新意的文章,却又不能感到释然。
七一游行後,香港社会将要面对不能逃避的考验。这城市能否成为一个更公义、更仁爱的社会,这几年也许是关键的时候。基督徒又能否投入社关,见证基督,不让上帝丢架呢?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讲场,二○○三年九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