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家伟兄的文章〈教会与政府：一个劳工的角度〉（第八三四期），实在感到欣喜。虽然家伟兄与笔者的成长背景很不一样，工作环境迥异，但在很多问题上，因着大家同是基督徒的关系，都有相近的看法。不过笔者孤陋寡闻，除了一点经济学，其他甚少涉猎，所以，这一次仍会用经济学角度讨论政府及有关的议题，希望各界友好，为文指教。
笔者绝对赞成家伟兄所说，政府「维持法律与秩序」的範围（what，where，how wide，how much等），其实是有讨论馀地。只可惜，特区政府在好几件事上，似乎连「维持基本法律与秩序」也出现问题。或者用一个并非百分百贴切的譬喻，可以将问题具体化表达。在一场足球比赛中，我们不介意球证的亲友，也恰巧在场上参赛，我们也明白，无论多好的球证，也可能会有问题球；但如果，球证在比赛中途，将球拦截，然後再传球给自己的亲友，这样便使人难以接受了。所以，笔者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暂时放下一些「鸿图大计」，重新以一个较为中立的角色，执行现存的法律，维持应有的秩序。
至於政府的干预，我一向比较担心。或者我用一个真实例子说明。若干年前，台湾大学为了扩展校园，於是要求台北市政府「改动」某一路段，好让主校园与附近一些属台大的建筑物可以「连结」起来。台大在台湾是举足轻重的，而该要求对台大的发展亦确实有利（亦即是对台湾有利，因台大确为台湾培育不少人才）。於是，该建议被落实，而台大获益不少。但是，有些本来在附近住的居民，却从此要改道行走。更重要的是，此先例一开，其他「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团体，都在「有需要时」，考虑向市政府申请更改道路！这样，台北市的交通会变成怎样呢？感谢主，台北市的捷运（即地下铁路）办得愈来愈好，所以，地面的交通状况的重要性，相对地降低。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所有干预都不好。有很多研究显示，基础建设（如道路、铁路、港口等）对经济以致整体社会有益，特别是经济发展初期。而旧约圣经亦多次强调要帮助一些弱势社群（如孤儿寡妇），以色列的多位明君，包括大卫、所罗门、早期的约沙法等，都会大兴土木，而似乎这些政策当时的确有助经济发展。
但另一方面，政府的酌情权（discretion）却的而且确可以被滥用。最近加州改选州长（recall voting），正是因为现任州长以权谋私，导致州政府巨大赤字，而他本人却可获益不少。同样地，最近意大利政坛闹出丑闻，牵涉领导人给予某些人或机构「免死金牌」，避过司法检控。至於香港的胡仙案，以至近期正在追查的多个人物，同样是源於酌情权的运用。
有社会学者告诉笔者，政制的选择，其实需要社会的文化以及发展情况。回到刚才的例子。其实类似台大这种在市中心设置主校园，然後又在周遭购买建筑物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包括加州柏克莱大学（UC Berkeley）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而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及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更是「分散全城」。虽然这些大学都对所属城市，甚至所属国家有莫大贡献，但就从来没有听过大学要求市政府更改道路……。
当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影响人们心里的前设，导致有些要求永不会在某些人口中提出。而且，一个改道路的例子，也不能说明甚麽。只不过，中国人对於法治观念较弱，对於程序正确没西方人那麽注重，却似乎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笔者倾向於觉得，至少在这个阶段，「自制、自约」的政府模式，似乎特别适合中国人社会。当然我不一定是对的，有待社会才俊拨冗指正。
（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八三八期，二○○三年九月廿一日）
梁嘉锐
（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