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家偉兄的文章〈教會與政府：一個勞工的角度〉（第八三四期），實在感到欣喜。雖然家偉兄與筆者的成長背景很不一樣，工作環境迥異，但在很多問題上，因著大家同是基督徒的關係，都有相近的看法。不過筆者孤陋寡聞，除了一點經濟學，其他甚少涉獵，所以，這一次仍會用經濟學角度討論政府及有關的議題，希望各界友好，為文指教。
筆者絕對贊成家偉兄所說，政府「維持法律與秩序」的範圍（what，where，how wide，how much等），其實是有討論餘地。只可惜，特區政府在好幾件事上，似乎連「維持基本法律與秩序」也出現問題。或者用一個並非百分百貼切的譬喻，可以將問題具體化表達。在一場足球比賽中，我們不介意球證的親友，也恰巧在場上參賽，我們也明白，無論多好的球證，也可能會有問題球；但如果，球證在比賽中途，將球攔截，然後再傳球給自己的親友，這樣便使人難以接受了。所以，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暫時放下一些「鴻圖大計」，重新以一個較為中立的角色，執行現存的法律，維持應有的秩序。
至於政府的干預，我一向比較擔心。或者我用一個真實例子說明。若干年前，台灣大學為了擴展校園，於是要求台北市政府「改動」某一路段，好讓主校園與附近一些屬台大的建築物可以「連結」起來。台大在台灣是舉足輕重的，而該要求對台大的發展亦確實有利（亦即是對台灣有利，因台大確為台灣培育不少人才）。於是，該建議被落實，而台大獲益不少。但是，有些本來在附近住的居民，卻從此要改道行走。更重要的是，此先例一開，其他「對社會有重大貢獻」的團體，都在「有需要時」，考慮向市政府申請更改道路！這樣，台北市的交通會變成怎樣呢？感謝主，台北市的捷運（即地下鐵路）辦得愈來愈好，所以，地面的交通狀況的重要性，相對地降低。
請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所有干預都不好。有很多研究顯示，基礎建設（如道路、鐵路、港口等）對經濟以致整體社會有益，特別是經濟發展初期。而舊約聖經亦多次強調要幫助一些弱勢社群（如孤兒寡婦），以色列的多位明君，包括大衛、所羅門、早期的約沙法等，都會大興土木，而似乎這些政策當時的確有助經濟發展。
但另一方面，政府的酌情權（discretion）卻的而且確可以被濫用。最近加州改選州長（recall voting），正是因為現任州長以權謀私，導致州政府巨大赤字，而他本人卻可獲益不少。同樣地，最近意大利政壇鬧出醜聞，牽涉領導人給予某些人或機構「免死金牌」，避過司法檢控。至於香港的胡仙案，以至近期正在追查的多個人物，同樣是源於酌情權的運用。
有社會學者告訴筆者，政制的選擇，其實需要社會的文化以及發展情況。回到剛才的例子。其實類似台大這種在市中心設置主校園，然後又在周遭購買建築物的情況，在其他地方也屢見不鮮，包括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和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而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 ）及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更是「分散全城」。雖然這些大學都對所屬城市，甚至所屬國家有莫大貢獻，但就從來沒有聽過大學要求市政府更改道路……。
當然，不同地方的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影響人們心裡的前設，導致有些要求永不會在某些人口中提出。而且，一個改道路的例子，也不能說明甚麼。只不過，中國人對於法治觀念較弱，對於程序正確沒西方人那麼注重，卻似乎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筆者傾向於覺得，至少在這個階段，「自制、自約」的政府模式，似乎特別適合中國人社會。當然我不一定是對的，有待社會才俊撥冗指正。
（標題為編者所加）
（第八三八期，二○○三年九月廿一日）
梁嘉銳
（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