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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可以怎样理解政教分离？
陈：政教分离可以说是近世提出来的观念，跟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关。在人类历史中，基本上宗教和政权是结合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中，结合里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旧约圣经，有所谓对皇权的要求：很多不同支派希望学近东地区的皇权安排，但亦有圣经作者质疑，认为皇权带来灾难。但在历史上，皇权和宗教基本上是结合的。今天所讲的政教分离是比较近代的，特别是从北美洲的经验发展出来的。政教分离是希望宗教和政治在组织上各不相干，并且政治不能利用宗教、宗教不能利用政治，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问：若说教会因为政教分离而不能讨论政治，是否讲得通？
陈：八十年代有组织曾指出，今天中国人所谓的政和教可能要多些阐释，因为政教关系这词是由英文的church-and-state relationship发展出来。英文很清楚：church就是教会，state就是国家。因此教会和国家是指两个不同组织，教会是宗教组织，政府是政治组织（国家组织），而两个组织应分开。但中文「政教关系」却有很多混淆：到底政是甚麽？教是甚麽？八十年代的讨论看到，政可以是指政府组织，亦可解释为整体政治事务；教可以是教会组织，亦可以解释为整体宗教事务。於是这样出现四组的相对关系：政府组织与教会组织的关系、政治事务与宗教事务的关系、政治组织与教会事务的关系、政治事务与教会组织的关系。要搞清楚这四方面，才可以谈到底理想的政教关系模式是怎样。
问：依你所言，似乎在组织上彼此应保持健康距离，但在事务上的讨论大家都应有空间。是否如此？
陈：我自己倾向这样。这亦是北美洲政教分离的经验。我认为政府组织和教会组织应尽量各自独立，互相分离，互相不利用对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若谈到政治事务，教会应可以讨论。教会的教导应该入世，和关心社会人民生活；教会作为民间组织和亦有其讨论政治事务的公民责任。因此教会或宗教人士讨论政治事务是应该的。
问：从基督教角度，民主政制算不算是一个理想政制？
陈：首先，民主政制是近代发展出来的政治制度，在圣经时代根本没有这回事。充其量可以说，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接近民主政制的精神：例如在旧约摩西时代，他们可以容许支派选取自己的领袖，让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这里具备自主、独立的民主精神。但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民主政制仍相距甚远。因此要在圣经中找民主制度的支持基础，充其量只可以在精神上找一些相近的地方而已。
我觉得基督教信仰理论上是跟民主政制的精神相融。因为圣经的教训是：第一要敬畏上帝，我们会认为今天的政府和皇权是有上帝的允许或容许才可以执政，因此君王和政府要敬畏上帝，依从上帝的旨意来治理地上的人民。另一方面，旧约圣经常常批评很多皇权滥用政治权力苦待人民。若一个皇权常常违反上帝的旨意，不能公平公义地对待子民，并滥用权力，应如何对待这些皇权？这涉及皇权或政府权力的制衡问题。这方面从旧约圣经来看是无从制衡的，唯一制衡是先知代表上帝斥责这些皇权，谴责不公义的政治管治和苦待人民。来到现代社会，我们不能停在只是斥责批评的地步，我们希望能制衡权力。而最能够制衡权力的政治制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民主政制。因此圣经的教导，跟今天的民主政制，两者是精神相融的。
问：既然精神上是相融，教会在建立民主政制的过程上有甚麽角色需要承担？
陈：教会可以做到很多事，不过我们要将问题放在香港社会的处境内来看。我知道教会人士对讨论政治事务十分敏感，觉得讨论政治问题常常会走向政治化。教会第一个要处理的是不要怕政治问题，同时不要恐惧讨论政治问题。「政治化」这词在教会圈子内慢慢成为人不够胆讨论政治和政制发展的关口。因此首先要搞清楚「政治化」的意思是甚麽。我觉得，讨论政治问题是不等於将问题政治化了，这是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第二，香港社会的民主发展有很多困难。○七、○八年的全民直选政制发展和全民直选行政长官，政府现在仍未能很公开地讨论，似乎现在的香港社会中有些力量不喜欢见到民主政制发展。而民主派人士仍不很团结，他们很多因为个人的政治利益和仕途明争暗斗，人民亦不很信任他们。另外很多香港巿民看民主政制发展其实亦比较功利。
对於上述的困难，教会都可以做些事情，譬如在教会内部多举办政制发展座谈会，或者讨论：甚麽是好的政府？甚麽是好的社会？政府如何能善待社会和公民，一如圣经上的教训？政府能否做得到？这有助讨论政制发展，追寻更加好的政治制度。
刚才我提及香港民主派不团结，很多有自己的盘算。在近年的政治制度发展，我们看到有些基督教人士有其号召力，能做到象徵性的精神领袖，令到一些没兴趣讨论参与政治的香港巿民出来参加游行，积极回应一些他们觉得不对的政府政策。甚至一些教会人士能凝聚不同的民主派人士坐下来一同合作，摆下自己利益，考虑如何促进民主政制发展。其实教会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问：但以现在香港教会对政教关系的看法，要做到你刚才所讲的角色，难度会在哪里？
陈：难度有几方面。第一，教会相对上仍恐惧政治，原因有很多，譬如教会在四九年前後的国内经验。目前教会领导人多五、六十岁的华人，那年代的华人或许仍对政治很敏感，不愿意讨论政治。相对上，三、四十岁的现代华人，特别是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教会领袖，可能相对比较愿意讨论政治问题，并愿意将教会与民主发展联上关系。
另外我见到教会很繁忙，将大部分资源摆放在教会、宣教、办学事务上，很难再腾出空间、时间和资源去讨论政治问题或教会的政治参与等。这些方面可能教会要再多加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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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三八期，二○○三年九月廿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