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总理克雷蒂安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罗马天主教早前曾去函总理，警告他不得为同性婚姻立法。克雷蒂安虽身为天主教徒，但对此警告似乎不以为然，且重提政教分离的论点，认为婚姻法案乃政治範畴，与宗教无关。
笔者早前於一讲座中与一位基督徒大专生讨论有关同性婚姻问题，他表示自己虽是信徒，但由於人权的缘故，他也赞成同性婚姻。部分信徒亦会认为反对同性恋就是歧视他们，是无爱心。甚至我亦慢慢发现香港不少同志团体或支持同性恋团体的领袖都是从教会出来的。信徒就算有不赞成同性恋者，也多只限在教会建制内，对於社会建制中的诉求却显得无力招架。我们不禁要问，教会中为何出现如此情况？当信徒面对社会中的思潮时为何都显得不能招架，甚至在信仰上妥协呢？
最近於基督教书店见到IVP（美国一间福音派出版社）出版一本哲学书（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A Christian WorldView），深感好奇福音派竟然出哲学书。里面的序写到美国福音派面对最大的危机就是反智主义，基督徒过往都忽略大学及学术思潮所带来的冲击。大学正是训练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教育家、社会学家等的地方，他们对整个社会文化有深远影响。而这些阵地都已被自由主义、後现代主义所占据。事实上，香港不少人进到大学之後，便被当代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了，社会舆论愈来愈支持同性恋，当中甚至包括一部分基督徒。基督教虽在香港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占有相当大的资源，但於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甚至渐被世俗主义所吞噬。
香港基督教其实有不少圣经、神学的学者，神学院的教导大都围绕神学圈子中的争论，亦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整合，但唯独民主、人权、自由这些深入民心的社会思潮却极少学者作研究及整合。而基督徒於大学建制当学者的，亦鲜有信仰整合的工夫。笔者认为要回应同志运动的挑战，社会舆论是最关键的战线，教会若输了舆论，就难以抵挡同志运动的冲击。人权、自由并非基督徒要反对的，但我们正要以理性及各种理据，向世人陈明同志运动是如何滥用了人权、自由的观念，成为一种自我纵欲的藉口，甚至透过法律手段，将他们一套扭曲的价值观，强加於社会上，破坏社会及家庭的建制。
各教会可以鼓励一、两位成熟、有心志的会友，密切关心有关香港同志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上的讨论，在有关的理论上接受装备，向教会交代最新情况，亦有助教导、推动会友一同去关心、祷告，甚至以行动、文字或宣讲，回应同志运动即将带来的挑战。
更长远的，就是神学院须对现今社会中种种流行的文化及思潮作深入分析、批评及信仰的整合，以至所训练出来的传道牧师能够帮助信徒回应当今思潮带来的信仰冲击。另一方面，亦须多举办各学科的信仰整合，帮助大专生及信徒将信仰融合於他们的专业知识当中。形势严峻，教会必须急起直追。
（第八三五期，二○○三年八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