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總理總理克雷蒂安公開支持同性婚姻，羅馬天主教早前曾去函總理，警告他不得為同性婚姻立法。克雷蒂安雖身為天主教徒，但對此警告似乎不以為然，且重提政教分離的論點，認為婚姻法案乃政治範疇，與宗教無關。
筆者早前於一講座中與一位基督徒大專生討論有關同性婚姻問題，他表示自己雖是信徒，但由於人權的緣故，他也贊成同性婚姻。部分信徒亦會認為反對同性戀就是歧視他們，是無愛心。甚至我亦慢慢發現香港不少同志團體或支持同性戀團體的領袖都是從教會出來的。信徒就算有不贊成同性戀者，也多只限在教會建制內，對於社會建制中的訴求卻顯得無力招架。我們不禁要問，教會中為何出現如此情況？當信徒面對社會中的思潮時為何都顯得不能招架，甚至在信仰上妥協呢？
最近於基督教書店見到IVP（美國一間福音派出版社）出版一本哲學書（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or A Christian WorldView），深感好奇福音派竟然出哲學書。裡面的序寫到美國福音派面對最大的危機就是反智主義，基督徒過往都忽略大學及學術思潮所帶來的衝擊。大學正是訓練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教育家、社會學家等的地方，他們對整個社會文化有深遠影響。而這些陣地都已被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所佔據。事實上，香港不少人進到大學之後，便被當代自由主義的思潮影響了，社會輿論愈來愈支持同性戀，當中甚至包括一部分基督徒。基督教雖在香港的教育及社會服務佔有相當大的資源，但於社會文化方面的影響力卻日漸式微，甚至漸被世俗主義所吞噬。
香港基督教其實有不少聖經、神學的學者，神學院的教導大都圍繞神學圈子中的爭論，亦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整合，但唯獨民主、人權、自由這些深入民心的社會思潮卻極少學者作研究及整合。而基督徒於大學建制當學者的，亦鮮有信仰整合的工夫。筆者認為要回應同志運動的挑戰，社會輿論是最關鍵的戰線，教會若輸了輿論，就難以抵擋同志運動的衝擊。人權、自由並非基督徒要反對的，但我們正要以理性及各種理據，向世人陳明同志運動是如何濫用了人權、自由的觀念，成為一種自我縱慾的藉口，甚至透過法律手段，將他們一套扭曲的價值觀，強加於社會上，破壞社會及家庭的建制。
各教會可以鼓勵一、兩位成熟、有心志的會友，密切關心有關香港同志運動的發展，以及社會上的討論，在有關的理論上接受裝備，向教會交代最新情況，亦有助教導、推動會友一同去關心、禱告，甚至以行動、文字或宣講，回應同志運動即將帶來的挑戰。
更長遠的，就是神學院須對現今社會中種種流行的文化及思潮作深入分析、批評及信仰的整合，以至所訓練出來的傳道牧師能夠幫助信徒回應當今思潮帶來的信仰衝擊。另一方面，亦須多舉辦各學科的信仰整合，幫助大專生及信徒將信仰融合於他們的專業知識當中。形勢嚴峻，教會必須急起直追。
（第八三五期，二○○三年八月卅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