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锐博士及胡志伟牧师不约而同在同一期《时代论坛》（第八三二期）一同探讨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笔者不禁又想起九十年代曾经热炽讨论的政教关系。这亦令我不禁想起旧约申命记学派对皇权的讨论。在士师记最後的一节，申命记学派历史家回顾整个士师历史，然後给予了一个结论，「那时期，以色列还没有君王，人人随自己的意思行」。（士廿一：25）。言下之意，士师时代的混乱，乃由於整个以色列民族缺乏统治，没有领袖，以致被外族欺凌。皇权或政府的统治，因而成为必须。
然而，申命记学派历史家在另一段经文却极力质疑皇权的建立。他们认为皇权的建立，不仅是剥夺上主直接对以色列人民的管治，而且，亦会使以色列人民受苦。皇权会使以色列人民成为皇族的奴隶，为皇族成为战场上的「炮灰」（撒上八）。明显地，这是对皇权极为负面的批评，但申命记学派历史家，亦看到皇权统治的必须性。因此，皇权的统治可以看为必须的罪恶（necessary evil）。
教会与政府
当然，我们不能用皇权统治完全应用在今天的政府。但是，很明显地，申命记学派的历史家肯定皇权或政府不是绝对，甚至会为人民带来苦难。因此，盲目顺服政府本身就是将政府绝对化，等同上主，这是基督教信仰不能接受的。我们不但不应盲目接受政府，还应紧记，政府或政权可以是人民苦难的由来，从这角度看，监督政府就是阻止罪恶的产生，也是爱护邻舍的表现。
在圣经中，清楚地表达对政权的挑战，莫过於使徒彼得及约翰。在使徒行传四章，彼得及约翰被带到公会，公会对於当时人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宗教组织那麽简单。公会有递捕权，是一个执法机关。公会领袖叫人递捕彼得及约翰到公会。公会有司法权，他们可以展开聆讯，查问彼得及约翰的工作。公会有立法权，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法律。公会也有行政权，就犹太人社群的发展作出决定。公会也有教育权，犹太人的年幼小孩都在公会接受教育。公会在使徒时代，集执法、司法、立法、行政、教育及宗教权於一身。对於两位只是普通渔夫的彼得及约翰，公会领袖就是巨人哥利亚。但是，使徒却公然挑战政权，并肯定一切人的组织并不能凌驾於上主之上，「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徒四：19）。因此，为着真理，挑战政权是使徒的典範。
事实上，政府既是人的组织，因着人在权力下的腐化，随时成为人民苦难的原因。我们必须紧记「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大政府」Vs「小政府」
上文基本上讲述了基督徒对政府的一般态度，但对政府的具体要求，则不同信徒可能有不同的要求。梁嘉锐博士在其〈从经济看政府〉一文中，表示政府最好是「无为而治」，政策变动愈少愈好，基本上是期望一个「小政府」，他认为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持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然而，即使是维持法律与秩序这基本功用，本身也是很具争议性。问题要维持多大的秩序範围（how wide and how much），其次是在哪地方要建立法律及秩序（what and where）。就最近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两大超级市场可能有垄断市场的可能，要求政府制订公平竞争法（anti-trust law），但是政府以不阻碍市场的自由运作为由，拒绝制订有关法案。这就成了一个对市场干预的问题。当中涉及是否需要干预，若然则要干预多少及怎样干预？
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干预市场的政府。香港曾被认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但也是香港政府选择在某些地方不作干预，某些地方作干预。最简单来说，香港的香烟税相比其他地方是很高，而税收本身也是一种干预。
从经营的角度，可能相信市场自由运作是最好的。但从劳工的角度，我们则看到市场完全放任自动运作带来的恶果，特别对劳工的欺压。
由於过往港英政府基本上对市场的不干预，因而拒绝制订工业政策，不对某些工业重点发展，因而在香港经济转型後，大部分的制造业工人顿时失去工作，而且也因而造成大量贫穷人。香港贫穷人口增加并不始於在九八金融风暴之後，而是早在九五、九六年，当香港还是全球第四最富有地区时就已开始。在九六年，就分别有四个不同研究指出，香港当时已有一成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
而且，市场往往不处理其带来的恶果，从而将这些社会问题推向社群。例如环保，若全然市场控制，没有一定的监控，资源的滥用及污染就没有人理会。市场只关心供求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则最後由整体社会负担。
因此，为了社群的利益，政府必须对市场作出一种监控。问题是监控哪里及多少。从劳工的角度，市场即使不是「魔鬼」，也是很多罪恶的来源。在市场中，具体的雇傭关系很容易出现於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雇主的权力需要监控，以保障基本的劳工权益。因而，工会或劳工团体要求政府干预市场，制订法例保障劳工，例如立例保障工业安全、要求有劳工保险、制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法例，甚至确立工人组织及集体谈判的权利。这一切明显都是要求政府干预市场，要做一个「大政府」。
政治：协调不同的利益
然而，当政府做「大政府」时，又可能会出现政策常变，政策出错及执行混乱的问题，这也是今天香港管治的问题，最後变成监管政府以至政府更替的问题。然而，政府政策常有两面甚或多面的影响，正如梁嘉锐博士指出，一些政策对某些人好，就可能对某些人不好，因而出现利益分配的问题。始终，政府是有其政治功能的，就是协调及分配社会资源及利益，从而整合不同社群团体。政府要常常在不同团体的利益及权力争持中运作，而法律及秩序就成为利益协调的游戏规则。
当政府政策偏袒某些人士，而轻忽另一些团体的利益时，团体是否可以透过现有的机制更换这政府呢？这成为今天民主政体的一个重点。不过，我们不要以为，民主政体本身是完美。事实上，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大政府」，或「小政府」，都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似乎是政权的命运。在权力的游戏上，很容易是会出错，并且祸及人民，不管你立意如何良善。在政治上，则常有错误。然而，民主政体最好的地方，在於监察及更换，令政府错误的祸害透过更替政权而减少。毕竟政府是人的组织，就一定有错误，正如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述：「民主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人有上主的形象。民主之所以必须，是因为人是罪人。」
或许对基督徒来说，政教关系再不是我们应否监察政府的问题，而是要求政府具体落实施政时，如何能有效协调不同的利益，并减少当中对人民带来的困难。这本身就是一高度的艺术。对有限的人类而言，这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第八三四期，二○○三年八月廿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