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銳博士及胡志偉牧師不約而同在同一期《時代論壇》（第八三二期）一同探討基督徒與政府的關係。筆者不禁又想起九十年代曾經熱熾討論的政教關係。這亦令我不禁想起舊約申命記學派對皇權的討論。在士師記最後的一節，申命記學派歷史家回顧整個士師歷史，然後給予了一個結論，「那時期，以色列還沒有君王，人人隨自己的意思行」。（士廿一：25）。言下之意，士師時代的混亂，乃由於整個以色列民族缺乏統治，沒有領袖，以致被外族欺凌。皇權或政府的統治，因而成為必須。
然而，申命記學派歷史家在另一段經文卻極力質疑皇權的建立。他們認為皇權的建立，不僅是剝奪上主直接對以色列人民的管治，而且，亦會使以色列人民受苦。皇權會使以色列人民成為皇族的奴隸，為皇族成為戰場上的「炮灰」（撒上八）。明顯地，這是對皇權極為負面的批評，但申命記學派歷史家，亦看到皇權統治的必須性。因此，皇權的統治可以看為必須的罪惡（necessary evil）。
教會與政府
當然，我們不能用皇權統治完全應用在今天的政府。但是，很明顯地，申命記學派的歷史家肯定皇權或政府不是絕對，甚至會為人民帶來苦難。因此，盲目順服政府本身就是將政府絕對化，等同上主，這是基督教信仰不能接受的。我們不但不應盲目接受政府，還應緊記，政府或政權可以是人民苦難的由來，從這角度看，監督政府就是阻止罪惡的產生，也是愛護鄰舍的表現。
在聖經中，清楚地表達對政權的挑戰，莫過於使徒彼得及約翰。在使徒行傳四章，彼得及約翰被帶到公會，公會對於當時人來說，並不只是一個宗教組織那麼簡單。公會有遞捕權，是一個執法機關。公會領袖叫人遞捕彼得及約翰到公會。公會有司法權，他們可以展開聆訊，查問彼得及約翰的工作。公會有立法權，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法律。公會也有行政權，就猶太人社群的發展作出決定。公會也有教育權，猶太人的年幼小孩都在公會接受教育。公會在使徒時代，集執法、司法、立法、行政、教育及宗教權於一身。對於兩位只是普通漁夫的彼得及約翰，公會領袖就是巨人哥利亞。但是，使徒卻公然挑戰政權，並肯定一切人的組織並不能凌駕於上主之上，「聽從你們，不聽從上帝，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徒四：19）。因此，為著真理，挑戰政權是使徒的典範。
事實上，政府既是人的組織，因著人在權力下的腐化，隨時成為人民苦難的原因。我們必須緊記「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大政府」Vs「小政府」
上文基本上講述了基督徒對政府的一般態度，但對政府的具體要求，則不同信徒可能有不同的要求。梁嘉銳博士在其〈從經濟看政府〉一文中，表示政府最好是「無為而治」，政策變動愈少愈好，基本上是期望一個「小政府」，他認為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維持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然而，即使是維持法律與秩序這基本功用，本身也是很具爭議性。問題要維持多大的秩序範圍（how wide and how much），其次是在哪地方要建立法律及秩序（what and where）。就最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兩大超級市場可能有壟斷市場的可能，要求政府制訂公平競爭法（anti-trust law），但是政府以不阻礙市場的自由運作為由，拒絕制訂有關法案。這就成了一個對市場干預的問題。當中涉及是否需要干預，若然則要干預多少及怎樣干預？
世界上沒有一個完全不干預市場的政府。香港曾被認為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但也是香港政府選擇在某些地方不作干預，某些地方作干預。最簡單來說，香港的香煙稅相比其他地方是很高，而稅收本身也是一種干預。
從經營的角度，可能相信市場自由運作是最好的。但從勞工的角度，我們則看到市場完全放任自動運作帶來的惡果，特別對勞工的欺壓。
由於過往港英政府基本上對市場的不干預，因而拒絕製訂工業政策，不對某些工業重點發展，因而在香港經濟轉型後，大部分的製造業工人頓時失去工作，而且也因而造成大量貧窮人。香港貧窮人口增加並不始於在九八金融風暴之後，而是早在九五、九六年，當香港還是全球第四最富有地區時就已開始。在九六年，就分別有四個不同研究指出，香港當時已有一成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而且，市場往往不處理其帶來的惡果，從而將這些社會問題推向社群。例如環保，若全然市場控制，沒有一定的監控，資源的濫用及污染就沒有人理會。市場只關心供求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則最後由整體社會負擔。
因此，為了社群的利益，政府必須對市場作出一種監控。問題是監控哪裡及多少。從勞工的角度，市場即使不是「魔鬼」，也是很多罪惡的來源。在市場中，具體的僱傭關係很容易出現於一種不平等的關係。僱主的權力需要監控，以保障基本的勞工權益。因而，工會或勞工團體要求政府干預市場，製訂法例保障勞工，例如立例保障工業安全、要求有勞工保險、制定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法例，甚至確立工人組織及集體談判的權利。這一切明顯都是要求政府干預市場，要做一個「大政府」。
政治：協調不同的利益
然而，當政府做「大政府」時，又可能會出現政策常變，政策出錯及執行混亂的問題，這也是今天香港管治的問題，最後變成監管政府以至政府更替的問題。然而，政府政策常有兩面甚或多面的影響，正如梁嘉銳博士指出，一些政策對某些人好，就可能對某些人不好，因而出現利益分配的問題。始終，政府是有其政治功能的，就是協調及分配社會資源及利益，從而整合不同社群團體。政府要常常在不同團體的利益及權力爭持中運作，而法律及秩序就成為利益協調的遊戲規則。
當政府政策偏袒某些人士，而輕忽另一些團體的利益時，團體是否可以透過現有的機制更換這政府呢？這成為今天民主政體的一個重點。不過，我們不要以為，民主政體本身是完美。事實上，如上文所述，無論是「大政府」，或「小政府」，都會帶來很多問題，這似乎是政權的命運。在權力的遊戲上，很容易是會出錯，並且禍及人民，不管你立意如何良善。在政治上，則常有錯誤。然而，民主政體最好的地方，在於監察及更換，令政府錯誤的禍害透過更替政權而減少。畢竟政府是人的組織，就一定有錯誤，正如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所述：「民主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人有上主的形象。民主之所以必須，是因為人是罪人。」
或許對基督徒來說，政教關係再不是我們應否監察政府的問題，而是要求政府具體落實施政時，如何能有效協調不同的利益，並減少當中對人民帶來的困難。這本身就是一高度的藝術。對有限的人類而言，這可能永遠只是一個夢想。
（第八三四期，二○○三年八月廿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