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七月一日，肯定是香港的另一个历史里程碑。之後一连串的「变」，更令很多人没法预计。而据说，很多教会也「变」了。高层领导跟讲台下无权无位无职衔的弟兄姊妹，很少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和「尴尬」：有人说「要顺服掌权者」，有人又说那是没有民主时代的事。究竟特首、各局长，以及其他公职人员，是掌权者，还是众人有「权」辞掉的「仆人」呢？又或者，他们既是掌权者，又是仆人？那麽，我们何时应「顺服」他们，何时又有「权」辞掉他们呢？有传道人或者会说，神学院从来没有教这些，只教他们以「传道祈祷为事」。但很多弟兄姊妹，却又天天给传媒所传送的说话和影像刺激。电邮里面仍充斥着或肤浅或深入的政治笑话。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心情平伏下来，更不要说「派单张、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以上是您的写照，让我也坦白告诉您，坐在象牙塔里的我（您最「小」的一个弟兄），其实也好不了许多。我没有甚麽「答案」，我只能简单地解释几个概念，一点我所知的事，在与您沟通的同时，尝试整理自己的思想。
从经济的角度看，政府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持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因为在市场里的许多交易，都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在内。让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如果我到面包店购买蛋挞，我一手付钱，一手已拿到蛋挞，於是，我和面包店两不相欠，「交易」经已完毕。但我在学校教书却不是这回事。我在这个月教书或从事研究，或参与其他行政事务，然後到月尾，学校才会发薪水给我。所以，如果在发薪水前一天，大学负责人「夹带私逃」，我这个月的劳力便白费了。而如果我预先知道我有可能被骗，我便可能不愿教书，宁可卖蛋挞——又或者，我要求法律的保护。政府的存在，就是确保合约得以执行——否则，所有人都种菜养鸡，然後到市场售卖，而没有了学校这类机构了。而如果法律能够贯切地执行，各人得到公正的裁判，那麽，各人便能够自由订立合约，经济活动自然会多起来，而各式各样的产品或服务便会应运而生。
由这个角度看，我们便明白何以「避嫌」是那麽重要。如果政府的高层或决策者，本身也从事商业活动，那麽，他们在作决定时，又是否能公正呢？如果不能公正，那麽，便直接危害了市场里很多合约的保障性，直接伤害了市场的运作。
同样地，政府要鼓励一个地方的人，到外面开拓市场，也不单是搞些宣传活动之类的活动便可以。因为私人市场，也可以提供公关、宣传、搜集资料等服务。但有一项是私人市场办不到的，便是增加合约的保障性。因此，本地政府应与不同的外地政府保持联络，以确保本地的投资者或雇员，与外地人所签订合约时，权益受到保障。这便是何以历史里，很多军事强国都会富裕，因为强国必要时，能以武力保障该国商人的利益。而一旦军事上衰落，对本地人在外国的投资便大减，因此，商贸便会大受影响。现今世界讲求文明，不会轻易动武，但政府仍需透过协商或其他途径，保障本地人与外地人进行交易时的权益受保障。而一个政府的「成败」，第一个条件便是它能否促进法治，保护各人的私有产权。至於这个政府如何产生，反而只是一个「手段」，去确保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私有产权。
在这个意义下，很多（但不是全部）经济学者都会认为，政策应该愈少「变化」愈好，「无为而治」。为甚麽呢？我们假设一个例子。假设我在海边帮人家画画。而我为了提高服务质素，我特意投资，深造画功，特别是画海景方面。因为我假设我可以在将来的工作中，可以赚取更多金钱。留意，我没有跟谁签订合约，也无从签约，我是「想当然」而已。但如果政府突然把海填平，或者不准我在海边画画，甚至政府为了把所有画画人放在一处，强逼我迁徙到在深山的一个「画家公园」。於是，我之前的投资便会化为乌有。而如果我预知到，政府喜欢「朝令夕改」，喜欢「大展拳脚」，那麽，我便不会特意去深造画功，宁可把钱投资在别处，而让自己以较低廉价格，提供较低质素的服务，免得有天政府政策，弄到我头上，我便「血本无归」。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要推动人力资源的提升，除了给予进修上的税务减免外，政府坚决地自律，不轻易更改政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讨论政府，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但因篇幅关系，这里便止住了。顺带一提，罗马本来有很好的机制去制衡「皇帝」，但经历了凯撒、屋大维（即奥古斯都）等人的战绩，以及「体制改革」，才会有机会出现後来的多位暴君，基督徒才会在一至三世纪屡遭逼害。这方面，当然交由有关专家，另文详述、纠正。但大概用麦士维（John Maxwell）的名言来总结，也是恰当──「所有兴衰皆因领导。」（Everything rises & falls with leadership）这亦可能是深知罗马帝国历史的保罗，多次提醒信徒要为「在上者」祷告的深层意义。
（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八三二期，二○○三年八月十日）
梁嘉锐
（中文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