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七月一日，肯定是香港的另一個歷史里程碑。之後一連串的「變」，更令很多人沒法預計。而據說，很多教會也「變」了。高層領導跟講台下無權無位無職銜的弟兄姊妹，很少出現這樣大的分歧和「尷尬」：有人說「要順服掌權者」，有人又說那是沒有民主時代的事。究竟特首、各局長，以及其他公職人員，是掌權者，還是眾人有「權」辭掉的「僕人」呢？又或者，他們既是掌權者，又是僕人？那麼，我們何時應「順服」他們，何時又有「權」辭掉他們呢？有傳道人或者會說，神學院從來沒有教這些，只教他們以「傳道祈禱為事」。但很多弟兄姊妹，卻又天天給傳媒所傳送的說話和影像刺激。電郵裡面仍充斥著或膚淺或深入的政治笑話。真的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心情平伏下來，更不要說「派單張、傳福音」……。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以上是您的寫照，讓我也坦白告訴您，坐在象牙塔裡的我（您最「小」的一個弟兄），其實也好不了許多。我沒有甚麼「答案」，我只能簡單地解釋幾個概念，一點我所知的事，在與您溝通的同時，嘗試整理自己的思想。
從經濟的角度看，政府最主要的功能是維持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因為在市場裡的許多交易，都有一個「時間」的因素在內。讓我簡單的解釋一下。如果我到麵包店購買蛋撻，我一手付錢，一手已拿到蛋撻，於是，我和麵包店兩不相欠，「交易」經已完畢。但我在學校教書卻不是這回事。我在這個月教書或從事研究，或參與其他行政事務，然後到月尾，學校才會發薪水給我。所以，如果在發薪水前一天，大學負責人「夾帶私逃」，我這個月的勞力便白費了。而如果我預先知道我有可能被騙，我便可能不願教書，寧可賣蛋撻——又或者，我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存在，就是確保合約得以執行——否則，所有人都種菜養雞，然後到市場售賣，而沒有了學校這類機構了。而如果法律能夠貫切地執行，各人得到公正的裁判，那麼，各人便能夠自由訂立合約，經濟活動自然會多起來，而各式各樣的產品或服務便會應運而生。
由這個角度看，我們便明白何以「避嫌」是那麼重要。如果政府的高層或決策者，本身也從事商業活動，那麼，他們在作決定時，又是否能公正呢？如果不能公正，那麼，便直接危害了市場裡很多合約的保障性，直接傷害了市場的運作。
同樣地，政府要鼓勵一個地方的人，到外面開拓市場，也不單是搞些宣傳活動之類的活動便可以。因為私人市場，也可以提供公關、宣傳、搜集資料等服務。但有一項是私人市場辦不到的，便是增加合約的保障性。因此，本地政府應與不同的外地政府保持聯絡，以確保本地的投資者或僱員，與外地人所簽訂合約時，權益受到保障。這便是何以歷史裡，很多軍事強國都會富裕，因為強國必要時，能以武力保障該國商人的利益。而一旦軍事上衰落，對本地人在外國的投資便大減，因此，商貿便會大受影響。現今世界講求文明，不會輕易動武，但政府仍需透過協商或其他途徑，保障本地人與外地人進行交易時的權益受保障。而一個政府的「成敗」，第一個條件便是它能否促進法治，保護各人的私有產權。至於這個政府如何產生，反而只是一個「手段」，去確保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保障私有產權。
在這個意義下，很多（但不是全部）經濟學者都會認為，政策應該愈少「變化」愈好，「無為而治」。為甚麼呢？我們假設一個例子。假設我在海邊幫人家畫畫。而我為了提高服務質素，我特意投資，深造畫功，特別是畫海景方面。因為我假設我可以在將來的工作中，可以賺取更多金錢。留意，我沒有跟誰簽訂合約，也無從簽約，我是「想當然」而已。但如果政府突然把海填平，或者不准我在海邊畫畫，甚至政府為了把所有畫畫人放在一處，強逼我遷徙到在深山的一個「畫家公園」。於是，我之前的投資便會化為烏有。而如果我預知到，政府喜歡「朝令夕改」，喜歡「大展拳腳」，那麼，我便不會特意去深造畫功，寧可把錢投資在別處，而讓自己以較低廉價格，提供較低質素的服務，免得有天政府政策，弄到我頭上，我便「血本無歸」。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要推動人力資源的提升，除了給予進修上的稅務減免外，政府堅決地自律，不輕易更改政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從經濟學角度討論政府，當然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提，但因篇幅關係，這裡便止住了。順帶一提，羅馬本來有很好的機制去制衡「皇帝」，但經歷了凱撒、屋大維（即奧古斯都）等人的戰績，以及「體制改革」，才會有機會出現後來的多位暴君，基督徒才會在一至三世紀屢遭逼害。這方面，當然交由有關專家，另文詳述、糾正。但大概用麥士維（John Maxwell）的名言來總結，也是恰當──「所有興衰皆因領導。」（Everything rises & falls with leadership）這亦可能是深知羅馬帝國歷史的保羅，多次提醒信徒要為「在上者」禱告的深層意義。
（標題為編者所加）
（第八三二期，二○○三年八月十日）
梁嘉銳
（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