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的五十万人大游行的意义非常重大。其中不同专业界别事前俱此起彼伏地呼吁其所属群体和市民上街。她╱他们都主要不是基层人士，也不是传统上容易给动员游行的对象，这群人经过这次神话般的大游行彷如「洗礼」的经历後，为本港的政治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变数。
笔者认为，「後七一」的香港，极有可能进入了可称为「去除非政治化」（de-apoliticized）的年代。在过去的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刻意并成功地使市民只关心经济事务，对於政治事情则漠不关心，虽然间或有政制改革或《基本法》起草引起的讨论，和八九民运所带来的冲击震盪，也只是把种籽埋下来，却没有使市民对社会事务有较持久和埋身的关注；可能直到今次的七一游行，才终於成为了把这种非政治化的生活形态扭转过来的时机。
其实香港教会也是相当「香港」的。香港绝大部分教会也同样是非政治化了的，我们对福音的理解和在生活中的信仰实践，都是相当片面和个人化的，更甚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种非政治化的实况说成是信仰的本质和要求（诸如「这世界非我家」或「只思念渴慕属灵事情」等），转过来合理化了自己的现况，无视这种信仰形态其实与我们过去数十年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甚至可说是由我们独特的经历塑造而成的。举个例子，五、六十年代从内地来港的一代，她╱他们饱受大陆的政治之苦，变得恐共抗共，然而另一方面又心系祖国，常期望有回去的机会，留港的难民心态更使她╱他们少谈政治，正切合了殖民地的非殖民化政策；而对於六十年代土生土长的人来说，除了完全承受了殖民地的非政治化教育外，也因为遇上了经济起飞的七、八十年代，政治的稳定成为了她╱他们的关注，也因此在回归前中国政府也以稳定繁荣为主调来冻结了这种非政治化社会的局面。
然而经过去数年香港政府表面上抗拒政治化，但实质上却充满泛政治的管治手法和施政，使港人以至教会也逃避不了政治化的过程，最终导致了是次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七一游行事件。然而这对教会来说极可能是件好事，让教会因着是次的经历，重新与信众一起重新检视我们在非政治化的殖民时代中对信仰理解的倾侧，从而去除这种令我们短视和狭窄的非政治化信仰生活形式，以新的眼光来阅读圣经和实践我们的信仰生活，进而恢复和更新整个基督信仰中的丰富传统和遗产，才能使我们的信仰与生活有着在地的结合和表述形式。
(第八二八期，二ＯＯ三年七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