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之时，七一游行仍未举行，不过据六月廿八日《信报》专栏〈香港脉搏〉的消息，全港约百分之十八人口（约一百万）都打算上街，看来就算不破一九八九年百万人游行的记录，其震憾力亦必然非同少可。
回想八九年的大游行，当年港人除了激於一腔怒愤，亦为着自身的前途而担忧。事实上，当年两次百万人游行，的确替香港的政治生态做成难得的一次加快民主进程的共识机会，那亦是当年香港阻碍「两会共识」的阻力能够在六四後几乎一扫而空的时刻。不过今天看来，当年的大游行虽然充份表达了港人的民主诉求，但受制於其他种种的大气候和小气候，香港的民主制度似乎并未因为八九年的大游行而能够得以达致。
今次游行，大会以《基本法》第廿三条为触发点，以争取还政於民为方向。大抵大家都意识到，在现有的议会政治形势下，特区政府要通过任何草案，无论民间是否赞同，皆不会有太大的阻力；争取民主政制，才是日後要走的路。事实上，若果香港立法会全部议席由直选产生，能实实在在的为港人的人权自由把关，恐怕港人也不用亲自上街来表达清楚自己的反对声音。不过，即使能有上百万人上街，对於香港日後的民主进程，又可以有甚麽影响？游行所带来的民主诉求，又会否像八九年的情况一样，在短期内落得烟消云散的下场？
要一幅政制蓝图能真的在现实世界中运作，除了民众的意愿，还得要有足够的公职人员来运作。民众要真正有所选择，民主制度才有实质意义。要审察这次游行的意义，其中一点值得留意的将会是游行的效应能否触发更多建制内外的有心人，愿意放下本有的忧虑，参与推动民主进程，以至筹组影子政府？其中建制内部的声音，以及商界的意愿，尤为关键。
过去关心民主发展的人士，很容易会将关注点集中在民间的组织和行动，这方面固然重要。但从世界其地方的民主发展进程看来，政治建制内有没有支持民主化的声音，常常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不是说，我们要像昔日（以至现在）的华人政治般，只求一个「贤君」；而是在整个演变过程中，若得不到建制内部分有实质权力人员（当然不会是多数，否则民间也不用争取了）的默许、认同以至帮助一把，事件不容易有和平而积极的实质转变。
至於商界的角色有二，首先亦是最明显的，自然是经济上的资助。单靠一般筹款，实在难以筹得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种种和平而持久的争取民主行动，以及筹组一个（多个）影子政府来争取空间培养政治领袖，为香港日後民主政制的发展铺路。另一方面，在香港这个商业城巿，商界本身亦拥有相当重要的政治议价能力。经历过董建华六年的政绩，商界中会有多少人在重新估量香港的政治形势，看看政治制度是否需要有所改变，好让香港不会重蹈覆辙？
商界、政治建制跟民间团体，大家的利益和意愿相信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到底大游行能否缩窄分歧，以至造就合作机会，替香港社会注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元素，值得留意。
教会群体又如何？笔者并非教牧人员，亦非神学工作者，自然亦难以深入解答这问题。但笔者总觉得，基督教信仰所关注的问题重心，是现行政治制度以及日後的政治制度如何更能达致信仰对政治伦理和社会价值的要求，更能盛载「行公义、好怜悯」（节自弥六：8）的价值目标。教会群体成员依徒各自的领受，保持持久敏锐的关注、适时果敢的行动、健康清醒的距离，并呼吁信徒关心参与，相信对香港社会的未来会是一份可贵的祝福。
(第八二七期，二ＯＯ三年七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