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七一遊行仍未舉行，不過據六月廿八日《信報》專欄〈香港脈搏〉的消息，全港約百分之十八人口（約一百萬）都打算上街，看來就算不破一九八九年百萬人遊行的記錄，其震憾力亦必然非同少可。
回想八九年的大遊行，當年港人除了激於一腔怒憤，亦為著自身的前途而擔憂。事實上，當年兩次百萬人遊行，的確替香港的政治生態做成難得的一次加快民主進程的共識機會，那亦是當年香港阻礙「兩會共識」的阻力能夠在六四後幾乎一掃而空的時刻。不過今天看來，當年的大遊行雖然充份表達了港人的民主訴求，但受制於其他種種的大氣候和小氣候，香港的民主制度似乎並未因為八九年的大遊行而能夠得以達致。
今次遊行，大會以《基本法》第廿三條為觸發點，以爭取還政於民為方向。大抵大家都意識到，在現有的議會政治形勢下，特區政府要通過任何草案，無論民間是否贊同，皆不會有太大的阻力；爭取民主政制，才是日後要走的路。事實上，若果香港立法會全部議席由直選產生，能實實在在的為港人的人權自由把關，恐怕港人也不用親自上街來表達清楚自己的反對聲音。不過，即使能有上百萬人上街，對於香港日後的民主進程，又可以有甚麼影響？遊行所帶來的民主訴求，又會否像八九年的情況一樣，在短期內落得煙消雲散的下場？
要一幅政制藍圖能真的在現實世界中運作，除了民眾的意願，還得要有足夠的公職人員來運作。民眾要真正有所選擇，民主制度才有實質意義。要審察這次遊行的意義，其中一點值得留意的將會是遊行的效應能否觸發更多建制內外的有心人，願意放下本有的憂慮，參與推動民主進程，以至籌組影子政府？其中建制內部的聲音，以及商界的意願，尤為關鍵。
過去關心民主發展的人士，很容易會將關注點集中在民間的組織和行動，這方面固然重要。但從世界其地方的民主發展進程看來，政治建制內有沒有支持民主化的聲音，常常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這不是說，我們要像昔日（以至現在）的華人政治般，只求一個「賢君」；而是在整個演變過程中，若得不到建制內部分有實質權力人員（當然不會是多數，否則民間也不用爭取了）的默許、認同以至幫助一把，事件不容易有和平而積極的實質轉變。
至於商界的角色有二，首先亦是最明顯的，自然是經濟上的資助。單靠一般籌款，實在難以籌得足夠的資金，來進行種種和平而持久的爭取民主行動，以及籌組一個（多個）影子政府來爭取空間培養政治領袖，為香港日後民主政制的發展鋪路。另一方面，在香港這個商業城巿，商界本身亦擁有相當重要的政治議價能力。經歷過董建華六年的政績，商界中會有多少人在重新估量香港的政治形勢，看看政治制度是否需要有所改變，好讓香港不會重蹈覆轍？
商界、政治建制跟民間團體，大家的利益和意願相信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到底大遊行能否縮窄分歧，以至造就合作機會，替香港社會注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元素，值得留意。
教會群體又如何？筆者並非教牧人員，亦非神學工作者，自然亦難以深入解答這問題。但筆者總覺得，基督教信仰所關注的問題重心，是現行政治制度以及日後的政治制度如何更能達致信仰對政治倫理和社會價值的要求，更能盛載「行公義、好憐憫」（節自彌六：8）的價值目標。教會群體成員依徒各自的領受，保持持久敏銳的關注、適時果敢的行動、健康清醒的距離，並呼籲信徒關心參與，相信對香港社會的未來會是一份可貴的祝福。
(第八二七期，二ＯＯ三年七月六日)
